|

楼主 |
发表于 2012-2-16 11:55:37
|
显示全部楼层
皖北太和县的东于村4 }3 Y$ c3 P1 X) p
$ y8 M# h; m; M9 p- V, L- U
从血缘群到公民化: 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
( L' R! y# E* Z8 _" T * w+ [0 p! | n1 e a
皖北太和县的东于是个大村庄, 距县城35 公里, 2000 年入册有860 多人。该村地处黄淮平原, 土地全部是旱地, 农业生态条件不如老瞿, 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山芋和高粱, 产量低下,小麦亩产量通常不足80 斤。东于只有800 亩地, 加上旱地的贫瘠, 资源愈显匮乏。1950 年土改时, 全村有45 户, 约270 人, 其中6 户地主, 1 户富农, 20 户中农, 18 户贫农。中农户有20 —70 亩不等的土地, 可以基本自足。贫农户占地大多在10 亩以下, 需要租种土地、做小生意等,以维持家庭生活。1949 年前, 除了一些外出租种土地和做小生意者外, 其他东于人的活动半径很少超出过10 公里。
, Z& f# G. z* W+ ?1 ~+ D 东于有没有祠堂。东于农户全部姓于, 其祖先弟兄七人在明朝初年从山东枣庄迁徙到淮北。此后六百多年, 其后代在太和一带形成了几十个于姓村庄, 东于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些村庄没有叙宗联谊, 东于得以自成一体。东于分为两大房和一小房: 西房、东房和居住村中间的小房。两大房各有一批领头的中农, 在权力竞争中一直人数相当。但西房较多地担当了东于的领袖, 因为它有一个他房难以比拟的优势: 出人才。很多西房子弟接受了现代教育, 并常因考取皖北一些著名中学而受人尊敬。由于东于是周围一带最大的村庄, 西房的领袖还顺理成章担任了地方领袖, 诸如国民党的保长、新四军的干部, 为维护地方利益做出过贡献。民国后期地方政权几次在东于和邻庄抓人勒索, 都是东于的保长出面把人保了回来。西房的中农在宗族共同利益基础上领导自己的村庄, 并借助教育优势和于姓人口力量使东于成为当地宗族势力最强的村落。
; Z4 l2 s( r A6 W* s# ?4 n 也像老瞿一样, 东于的地主在近代没有能支配宗族。该村六户地主共有千余亩土地, 但全部在邻庄。就财产而言, 这些地主扩展了东于在当地的势力。然而除了借贷关系外, 他们的利益和本庄经济活动缺乏直接联系, 因此他们在本庄政治文化中缺乏影响力。当然, 在东于农民缺少土地耕种时, 这些地主往往会基于共同体的利益将土地优先租与同宗; 在东于需要举办一些公益事业时, 例如民国期间的修路, 这些地主也会做出捐献。但他们终究还是因在本庄的直接利益有限而未能成为东于的宗族领袖。
9 y: x% [- }4 J: a+ h 人民公社的建立看起来似乎肢解着宗族, 但事实并非如此。公社把东于分成了四个生产队, 却把农民集中在村东和村西两个公共食堂吃饭, 结果, 西房和东房各自以食堂而非生产队为中心产生了自己的领袖: 第一队队长、西房中农出身的于绍才和第二队队长、东房中农出身的于绍林分别成为两个食堂的实际负责人, 东于宗族并未真正解体。传统的竞争对手西房和东房因握有食堂大权, 反而比过去更有力地控制着属于和不属于本房的村民。! s L) a9 ^' X, y/ r
宗族领袖权的延续则让东于人在大跃进饥荒中只有相对小的死亡率。东于也经历了军事化, 被编成一个连, 但它的宗族领袖权没有被替代, 于绍杏担任了连长, 于绍才和于绍林分别担任了排长。公社没有向东于派出新领袖,水利工程只是短暂抽调过村里一小部分青年。1958 年秋东于遭逢歉收, 公共食堂在1959 年春只能提供极有限的伙食; 随后1959 年秋的好收成让农民在食堂补偿了春天的饥饿。由于收成好,农民在收获时便比较粗糙, 地里留下了许多山芋。既没人预见饥荒可能会发生, 也没人意识到公社已从东于征集了过多的粮食。1959 年底, 食堂粮食吃完, 不再开伙, 尽管于绍杏等曾对私煮食物的农户进行过处罚, 农民仍不得不到地里刨烂山芋煮吃。在依靠烂山芋维持生活的两个月里, 东于360 人中有61 人死亡, 大多因吃烂山芋中毒而死。宗族领袖权的关键作用显现在1960 年3 月, 此时烂山芋已吃尽, 地里大麦苗和豌豆苗开始生长, 农民要生存就必须到地里吃青。虽然公社三令五申不准吃青, 但于绍才和于绍林还是私下告诉农民: “如果你们要吃青, 别当着我们面吃。”④ 现今东于的中老年人也都认为, 吃青是他们能够度过大跃进饥荒的原因。$ K2 p7 b9 g$ v% T: ]; I
在那些一直由本地人担任领导的地方, 乡村干部在大跃进后也被调整, 但结果同样是宗族领袖权的恢复或延续。在律川, 程金华等依然是村庄的领袖, 显然因为律川人是在他们的带领下平稳度过了大跃进饥荒, 没有产生出愤懑或仇恨。在东于, 整风则进行得比较激烈, 担任过连队干部的几位农民都受到了暴力对待。大跃进的饥饿和死亡使东于人无法宽恕原来的干部,因此在整风后期的1961 年冬天, 刚从公社副业会计岗位回村的西房的于忠平取代东房的于绍杏担任了大队书记。于忠平家庭在东于享有威望, 于姓中流传着其曾祖和祖父妥善处理公共事务中一些难题的故事, 其父亲在1949 年前经过30 余年的租种土地、跑小生意和努力节俭, 把家庭田产从10 亩积累到了20 亩而成为中农。因此, 于忠平的上任不仅是大队权力的交替, 还可以解读为传统宗族领袖权的重新确立。他的上任没有改变东于内部两大房的权力竞争格局, 但却使西房的影响力增加, 维持了于姓的主要地位。 8 U5 G- B) L# [; V! ^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