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的对联

于振华

【于右任（1879—1964年），陕西三原人，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早年是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是蒋经国生前挂在办公室的对联，书写者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还有一副对联也很著名，是于右任写赠张大千的“富可敌国；贫无立锥”，把大风堂主挥金如土大出大进的潇洒风度刻画得惟妙惟肖。

无论是民国书法史还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于右任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位人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有“北于（右任）南郑（孝胥）”之称。不宁唯是，于右任在书法成就之外，在中国政治史、中国新闻史、中国教育史上也都是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人物。于右任在清末倡言革命被清政府密旨拿办，侥幸逃脱，后来赴日本，1906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推翻帝制，创立民国，功勋卓著，曾任靖国军总司令等职，后担任“监察院院长”33年，清廉严正，在政界享有崇高声望。于右任1907年创办《神州日报》，后依次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在清末民初报业史上影响深远，其人其报至今都是高校新闻史教学与考试的重点内容。1964年于右任84岁寿辰时，台湾发行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上面是于右任手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新闻工作者得到的极高礼遇。于右任还是复旦大学的命名者，1905年追随马相伯创办复旦大学，并在后来复旦大学遇到困难时不止一次鼎力相助，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佳话。后来他又与劭力子等人创办了上海大学。

【于右任草书七言联】

于右任有一幅字，词曰：“写字为最快乐的事。”作为受过传统中国文化教育的人，他从练书法写毛笔字中所能得到的享受，没有体验是想象不出来的。于右任的政治事业、新闻事业与教育事业都是阶段性的，而其书法事业却伴随他的一生，可以说书法是于右任的最爱。有人誉于右任为当代“草圣”，也有人并不认同。不过，于右任是二十世纪中国以草书著名的大书法家，这一点却无可争议。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研究整理宣传推广草书字体，他所倡导的“标准草书”，至今仍然不乏研习者，表现出了相当强的生命力。
于右任爱写字，据说他每天要写三四十张纸，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量问题，还意味着拥有相当可观的物质基础。于右任不用墨汁，要现用现磨，而且是用开水研墨，晚年用香烟筒盛着墨汁，一筒用光了再开一筒。这些细节都是一般书生难以做得到的。

【书写中的于右任】

于右任的书法产量极大，他为军人特别是伤残军人写字动辄百十幅，抗战胜利后他写“为万世开太平”六字就有一二千幅之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北京、上海、西安等地举办多次高规格的于右任书法展览，出版了多种于右任书法集。于右任的对联选也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等版本问世。在二十世纪书法家办展规格与书法集出版种类两项指标上，于右任都处在名列前茅的地位。

【于右任草书杜甫《前出塞之五》诗轴 （南京市博物馆藏）】

于右任除从政外，还创办过多家报刊、出版社以及大学，在多领域都有事业成就，并非没有见过钱。事实上，按照世俗标准，于右任很早就曾实现了财务自由，称得上是成功人士。正是由于当年不差钱，他曾用20年时间耗资十万银元收藏碑石墓志，收到汉代熹平石经一块、北魏与各朝墓志300余方。因为其中有七对夫妇墓志，他起了个斋号“鸳鸯七志斋”。鸳鸯七志斋藏石在民国时期闻名遐迩，这些碑志书法成为于右任学习的样板。1936年，日军侵华战乱在即，为免散失，于右任把自己收藏的380余块碑石全部捐赠，保管于文庙，成为西安碑林的组成部分。
于右任晚年贵为国民党高官，可是过的却是清贫生活，以至于连镶一副牙都出不起钱。甚至张大千作为画家都资助过他（《于右任传》第2页及第26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张大千一生主要靠高官资助，能让张大千出钱资助的高官大概只有于右任了。有人可能会奇怪：于右任不是著名书法家吗？于右任不是很有名吗？怎么不卖字？这就是于右任的原则了。于右任不是没卖过字，袁世凯称帝前后政坛动荡，于右任被视为眼中钉，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风头，后来回到上海，处于困境，生活困难，曾在各报登广告卖字。1922年他领导陕西靖国军失败后又回到上海，又靠卖字维持生计。抗战时期他为捐助复旦的马相伯图书馆，在重庆搞过书法义卖。但是除此以外，于右任身为国民党元老，在担任很高职位期间，特别是担任专门纠正贪腐的“监察院长”，不正己怎么能正人？虽然求字者门限为穿，可是他坚持不卖钱，以免瓜田李下之嫌。

【于右任书《总理遗嘱》立轴（西安市文物局）】

于右任去世后人们清点其遗产，发现并无积蓄也没什么金银财宝，只有借债字据。于右任高就高在这里。他小时候家庭穷苦，以至于有时连盐都买不起只能淡食，有这样的经历，于右任晚年对物质条件困乏安之若素，说明他没忘本。拿得起放得下，唯大人物才做得到。
于右任资格老、境界高、气魄大、学问深厚扎实，以天下为己任，曾经叱咤风云，在书法上表现出的豪气、壮气，是升华了的书卷气。于右任的书法无论是楷书还是行书草书，都用笔朴直厚重，不追求华丽巧媚，早期楷书行书属于典型的北碑系统，中年以后写草书，吸收了二王、怀素以及赵孟頫的南帖精华。他在《十九年一月十日夜不寐，读诗集联》一诗中写道：“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夫子自道于《石门铭》《龙门二十品》下过大功夫，并且通宵翻阅古诗集句为联。许有成《于右任传》说于右任写对联要查《楹联丛话》《清溪集联》等书。《楹联丛话》整理排印再版次数很多，而《清溪集联》就几乎没在坊间见过。

于右任幼时从师读《唐诗三百首》《古诗源》，学作古体诗、近体诗，但并无太多感觉，后从老师书架上见到文天祥、谢枋得两册诗集残本，家国兴亡，意气高昂，读后大受感动，悟出作诗门径。
于右任成为诗人，作品绝少儿女情长，也不着力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是寄托家国情怀，关心民间疾苦，弘扬正气。其《望大陆》传颂人口：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沉痛真挚，洵为记录时代悲剧的诗词杰作。
于右任自幼受父亲教导，1895年17岁考中秀才，1903年25岁中举人，在清代算得上是年少得志。他曾在陕西几个著名书院深造，遍访名师，打下很厚的书法底子。于右任的对联撰文显示出其国学造诣极高，而一望而知出于德高望重的长者手笔，符合其身份地位。

于右任擅长书写带有劝诫性质的格言警句对联，如1935年在四川省峨眉山报国寺所写：
　　立身苦被浮名累；
　　涉世无如本色难。
　　再如：
　　当无事时自固气；
　　大有为者能知人。
　　贤者处世能三省；
　　君子立身有九思。
　　居安常操一心以虑患；
　　处变当坚百忍以图成。
于右任喜欢与书画家结交来往，题赠书画家的对联很多，对后生多有提携。他也有为书画家去世后所作的挽联，不乏溢美之辞。如挽吴昌硕：
　　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
　　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风流占断百名家。
　　挽张善孖：
　　名垂宇宙生无黍；
　　气壮山河笔有神。
　　赠潘絜兹：
　　继往圣绝学；
　　开国画新机。
　　赠陶冷月：
　　异石归海岳；
　　高士称云林。
　　他给篆刻家钱君匋写过不止一副对联，一副是：
　　时雨光万物；
　　大云庇九州。
　　另一副是：
　　艰险自得力；
　　金石不随波。
于右任活了86岁，可谓长寿。他一生撰写了难以计数的挽联。于右任所作挽联的人物名单里，有很多都是中华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于右任挽孙中山：
　　总四十年胼手胝足之工，直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历程中揖让征诛，举同尘土；
　　流九万里志士劳民之泪，始知其来也有因，其生也有自，瞑目后精神肝胆，犹照人寰。
　　挽马相伯：
　　光荣归上帝；
　　生死护中华。
　　挽陈布雷：
　　文章天下泪；
　　风雨故人心。
　　挽胡适：
　　著作有千秋，此去震惊世界；
　　精神昭百代，再来造福人群。
虽挽联与墓志一样按例应对逝者赞誉，但是于右任给不同的人的挽联都写出了逝者的特点，带有历史评价的意味，内容具体非止为虚美饰词。由于于右任经历复杂、交游广泛，他悼念故友往往带有很强的个人感情，挽联针对性很强，非寻常人所可道出。
挽人者人亦挽之，于右任逝世后葬事浩大，仅挽联挽幛就收到了四千多件，其中有张大千的挽联：
　　四海一髯，伤心系天下；
　　九州万劫，无泪哭先生。
王澄在《于右任书法评传》中说得好：“最能充分展示其博大雄浑、古朴天然之美学特征的是对联，诸如：赠幼农先生的《禀生赋正联》、赠君匋先生的《时雨大云联》、赠宗耀先生的《行修理得联》等等。观之，似随手写来，却又笔笔千钧，真乃震人心胆，摄人魂魄。”（《中国书法全集》“于右任卷”第8页至9页荣宝斋出版社1998年版）
于右任的对联书法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为界限，明显呈现两种风格，一是早期带汉隶味道的魏碑体行楷，几乎没有草书对联，他的行楷书对联继承了晚清碑学审美趣味，硬朗方正，力道十足；二是中年以后自创的草书，挥洒自如，舒展自然，不求险怪做作，可能是受章草影响，即使再龙飞凤舞，也字字独立，不牵丝拉线。

书法史上有些名家是人以字传，也有些名家是字以人传，于右任则兼具人以字传与字以人传；对联史上有些作品是联以句传，主要靠其文学价值，也有些作品是联以字传，主要靠其书法价值，于右任则既有联以句传，也有联以字传。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只提到了一位当代书法家的名字，就是于右任，还先后提了两次，其中一次是在《中国书法》篇极力推崇《张猛龙碑》时说：“如此风格，求之当代书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之地位也半赖其书法的盛名。”（《吾国与吾民》第256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余尝有言，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书画的最主要特点在于一个通字，有如体育运动中的十项全能，而于右任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2008年我曾在安徽电视台《旧闻新说》栏目以于右任为题作过几期节目，鉴于谈话节目的性质，都是即兴现场发挥，并没有形成文字，时过十一年才就于右任的对联草成此篇，仍不失浅陋草率，读者见笑。

2019年9月24日北京闲闲堂

（转自2019年12月7日《江阴日报》，作者曹鹏：画室名为闲闲堂。画家、美术评论家、新闻传播学者、报人。出生于保定，自1988年起在北京学习并工作，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1984）与中国人民大学（1991，1998），大学攻读十年，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经济日报新闻研究部副主任、河北大学媒介经济研究所所长、河北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