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46:05

于慎行（1545～1608）字可远，又字无垢。山东东阿人（今属平阴县东阿镇人）。明代政治家，学者、诗人、文学家。万历年间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于慎行为人忠厚老成，熟悉历代典章，对明朝礼制建设有较大贡献。其文学造诣亦极高，与冯琦并称于世。

目录

山左三大家
人物生平
于慎行墓地
官宦世家谷城望族
其他
编辑本段山左三大家
　　明万历年间，诗人各标诗说，争鸣激烈。　　山左名家公鼐、于慎行、冯琦三人均为馆阁重臣，诗文、学问冠名山左。公鼐与冯琦少年即以文才并称“齐地二彦”，于慎行与冯琦被《明史》推为山左文学之冠。三人并称“山左三大家”，歃血骚坛，标举“齐风”，倡言革新，走上了与复古相异的道路。　　“齐风”主张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于慎行书法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于慎行少年时代天资极高，学习勤奋，17岁乡试中举。乡试放榜次日，按例举行乡饮之礼，欢宴考官和中式举人，谓之鹿鸣宴。主考官非常器重于慎行这位青年才子，提出在鹿鸣宴上为他举行冠礼（即成人之礼），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而婉辞，一时传为美谈。　　　隆庆二年（1568）成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官。万历初年，升为修撰，参编《穆宗实录》，遂破例以史官充日讲官，侍讲侍读学士。日讲原都是翰林院年高资深的学者充当，像于慎行20多岁年纪便成为皇帝老师的极为罕见。　　于慎行为人忠厚平恕、襟怀坦白。不管对皇上、对首辅还是对同僚皆心胸坦荡、真诚相待。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讲课完毕，神宗让人拿出许多历代字画，叫他们赋诗题字。于慎行字写的不好，只好自己作诗，请人代题，并当众承认自己写不好字。神宗很赞赏，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他，词林传为盛事。　　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解决了明朝中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明朝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张居正个人作风独断专行，钳制下僚、压制百官，引起朝中文武官员普遍不满。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专恣不法，被下狱谪戍。同僚皆畏张居正之势，不敢再见刘台。于慎行不管这些，亲自登门看望刘台。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父亲病故，他不想尊制守丧，授意门生提出“夺情”。神宗予以批准，举朝大哗。于慎行与其他大臣一起疏谏，以纲常大义、父子伦理劝神宗收回成命，张居正很不高兴。一次，他见到于慎行时说：“可远，你是我最赏识的学生之一，我平时待你不薄，没想到你也这样对我！”于慎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是因为你对我不错，我才不得不这样啊！”不久于慎行由侍讲学士升礼部右侍郎、左侍郎，转改吏部，掌詹事府，又升为礼部尚书。　　于慎行担心张居正失去朝野上下的拥护，但张居正没有听懂他的话。因与内阁首辅张居正失和，称疾回乡。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去，反对他的势力执掌了朝政，左右了神宗；于慎行被重新启用，官复原职。这时，张居正遭政敌攻击，死后被剥夺封爵，籍没全家。于慎行在这种情况下，不避嫌怨，已恳挚的语气写信给主持此事的丘橓，整个万历一朝，鲜有人为此鸣冤的，于慎行曾给办案的邱橓写书一封，洋洋千言。“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实堪可怜，望予关照。即请他照顾张居正80多岁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其中有一段话，很是值得深思。“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其实，历史之遗、官场之中，这种事还少吗？“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政治这种事，大抵都是会玩过头的。于慎行当年是张居正选定的帝师之一，但曾在“夺情”事件中得罪张居正而受到排挤。正是于慎行，却敢担生命之虞，公开站出来为张居正主持公道。此后，明朝又有两个皇帝，“渐进式”地替张居正平了反。这就是天启二年(1622)的明熹宗，以及崇祯三年（1630）的明思宗。而其时主张替张居正平反的大臣，比如，礼部侍郎罗喻义、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人，有的受过张居正的贬斥、甚至被张居正打断双腿终生残疾，但是他们都没有公报私仇，依其政治品格主持公道。都是值得称道的，此举得到时人的称赞。丘橓给张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够的土地。于慎行的高风亮节、正直品德、君子之风、古道热肠受到朝中一片赞誉。万历十七年（1589年）七月，他升任礼部尚书。　　恰在这时，朝中产生了“国本之争”，他也被卷入其中。万历帝的皇后无子，王妃于十年（1582）生皇长子常洛，此时已经9岁；郑妃于十四年（1586）生次子常洵。由于封建时代把立太子看作“国本”，于是发生了重大争论。　　大臣们认为按“无嫡立长”的原则，应立常洛。而神宗喜爱郑妃，不喜欢王妃和她这个儿子，他想立郑妃所生的皇次子常洵为东宫。但是，王妃名分在郑妃之前，神宗不好把这一想法明说，故而迟迟不立太子。满朝文武见皇长子日渐长大，不能正位进学，非常着急。自万历十七年起，不断有人提出立储问题，请神宗早建东宫。于慎行身为礼部尚书，对此事义不容辞。万历十八年（1590年），他连疏极谏，请早立太子。神宗非常生气，再三降下严旨，责备于慎行“以东宫要挟皇上。”于慎行说：“册立之事，是臣部职掌，我如果不说，是为失职。请皇上速决大计，我宁可弃官归里。”神宗很不高兴，大骂于慎行“要君疑上”、“淆乱国本”，把礼部大小官员都停了俸禄。正在这时，发生了山东乡试泄题事件。于慎行引咎辞职，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获神宗批准，归隐故乡。他家居10余年，朝野上下多次荐他出山，神宗皆不允。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东宫已立、国本确定，廷推内阁大臣，他又被重新起用，于慎行名列7人之首。神宗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即担任宰相。这时候，于慎行已经年老体弱，重病缠身，经再三推辞不允，只好离家上路，勉强到京进谒。时，于慎行由于长途跋涉，身心疲劳，已有疾病，谢恩时，拜起不如仪，遂上疏请罪。归家后卧病不起，起草遗疏，请皇上亲大臣，录遗逸，补言官。到京13天就病逝于京华官邸，年63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追赠光禄大夫增少保配秦氏累封淑人。  五世祖于慎行
于慎行一生以他笃实、忠厚、正直的品德受到朝野上下的尊重。他“学有原委，淹贯百家，博而核，核而精”（《明史》本传，下引同）（意即：他的学问有根基，贯通百家，熟知典章制度，记典论史，平实允当）。他明习典制，朝中礼制多是他亲手修定。他的诗，典雅而清新，为时人所重，被推为万历词馆之冠。神宗一朝公认他与临朐冯琦为“文学之冠”。被誉为“人品事业，宇内第一”。在家闲居16年，他探讨当世得失之故，旁搜博采，属词比事，写成《史摘漫录》、《谷城山馆文集》42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读史漫录》14卷，《谷山笔尘》18卷。尤其是他的《谷山笔麈》记述了明朝万历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乐、释道、边塞诸事，考溯精当，纤悉具备。为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另有《谷城山馆诗集》20卷和《谷城山馆文集》42卷手稿，现存山东省图书馆。回乡家居时，他关心桑梓事业，参予重修《东阿县志》，主持编撰《兖州府志》。他于万历七年所写的《东昌府城重修碑》，有“万货辐辏，江北一都会”、“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等名句，至今被竟相传引用。
编辑本段于慎行墓地
　　于慎行墓地，在于氏祖茔前。是于慎行死后万历皇帝敕建的，占地60余亩。  于林
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墓前甬道两侧，立有石俑，石马、石羊、石虎和华表各两对，华表上雕有望天吼华表高约20米，周身云纹，手可插入从而可攀缘而上——精美绝伦。上面蹲有怪兽，名“望天犼”。此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六五年三月四日”，距离它灰飞烟灭的时间已经很近很近了……。于林望天吼
石刻形态逼真，惟妙惟肖。墓地前门外有两高大石狮，雕刻精细。生动逼真。前门外还各有两块石碑，东阿县令监立，东边碑额书“恩光金壤”，西边碑额书“崇溢春秋。”墓前建《帝锡玄卢》坊一座，并刻有万历御书“责难陈善”四字。石坊两边立有十三块碑，每块碑皆在前文刻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应为圣旨碑，其中有一块无字碑，据说是传圣旨碑，即圣旨来后，挂于碑上。《于文定公墓碑》由邢侗书写。墓内除去植柏树等外，万历还御植白皮松，此种松树为希有树种，至今仅存44棵，在全国仍属集中面积最多的。　　于林的过亭没有亭子，但却在四角各刻有“降龙獭”，这在众多的林墓中，也极为少见。于林的过亭为什么有降龙獭？其一，于慎行是三代皇帝的老师，人们把过去的皇帝比作龙，而他所教的正是年幼的帝王，在很多事情上，除了在世父王，还有他能降服“龙”，这是再自然不过了，其二，由于于慎行既是明朝诗人、文学家，又是三代帝王师，在当时来说，他虽不是帝王，但却也是个举足轻重极少有的人物，所以，把他自己称为自天而降的一条龙。其三，安在这里的“降龙獭”还起一个“避雷针”的作用，能阻止妖魔鬼怪到此打扰。　　该墓地有如此大的规模，是万历恩准，并按一品官例给他这位教师建的，当时并派刑部郎中金继震等亲自护送。工部侍郎刘元霖奉旨遣通政司在右通政王永光亲自建造。于慎行的得意门生邢侗在于慎行去世后，帮着求敕，求谥及办理丧葬诸事，于慎行墓地及神道碑刻多由他书写，直到把墓地建筑全部完成。
编辑本段官宦世家谷城望族
　　古东阿县城（现平阴县东阿镇），为春秋时谷城旧地，是齐相管仲的采邑。《汉书》、《水经注》等均记载谷城有三归台，现遗址尚存。《左传》记载，齐鲁等藷诸侯国多次在此期遇、会盟。汉设谷城县。张迁曾在此任谷城长，故有著名的张迁碑。谷城山即今黄石山。秦未隐士黄石公圯桥授书后，居于此，更名黄石山。明洪武八年，因黄水为漶，东阿县迁于此至解放初。于慎行以家乡居此而引为自豪，所以他的诗集、文集等多以“谷城山”为名。此时的于氏家族因世代为官，又出了于慎行这位阁老爷，使于氏家族声望达到顶峰，也成为当地之望族。于氏祖居登州府文登县赤山盘龙村，于明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三年）由一世公于深（同胞弟兄四人深、浅、海、河）迁东阿杨柳渡(东阿县杨柳乡)，即现黄河西聊城市东阿县杨柳，因是始迁之祖，后世故称一世公。一世祖于深生子于忠，为于氏二世公。字楮村，为邑三老。三老：古代掌教化之官。乡、县、郡均曾先后设置。班固《汉书·高帝纪》上：“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高大父忠，为邑三老。”王锡爵《翠峰于公墓志铭》：“一世公生忠，为乡三老。”（按，道光本《东阿县志》卷二十一刊载此文作“邑三老”）。二世祖于忠生三子，长三世祖隆、次三世祖盛、三三世祖时。　　三世祖于时（1465—1537）：字世和，号翠峰，封寿官赠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长住云翠山下。此后，于氏家族便迁于黄河东居住。三世祖于时为人忠厚，乐于助人，深得乡里称颂。于时为于慎行族支的三世公。王锡爵《翠峰于公墓志铭》：“公为人大度，有才气，所交皆豪长者，竟自致百金产，缘手散失略尽……而兄坐法当死……公慷慨自诣吏请代。吏怪之，已试问，知为出分弟，益大惊，使前毕其辞。而公涕泣对曰：‘某不幸早孤，兄鞠之成人，某视兄犹子视父也，子为父死无所辞。抑兄未有子而某有子，死何疑？吏疑其诈，即佯许出其兄于狱。公望见兄，大恸曰：‘兄果出乎，吾得死所矣！’趣自着械入狱，不返顾。吏为之泣，竟两释之……尝行道上，拾遗钱归而悬之门，以待其人至还之……邑民故苦赋，公具条便宜，为白直指前，得宽减而赋不失额。尝数称往古事，教道乡里。乡里有疑事，若斗讼，吏不能决者，往往质平于公，公所平曲直甚侃侃，而尤以温良岂弟得人欢……性雅好渔，已忽感古人阴德事，取渔具焚之，其笃行至此，年七十，以布衣为乡饮宾，里中贵人皆为公逡巡让左，无怍容。后奉诏予冠带，而公之第五子某举嘉靖壬子乡试。”东阿县志，即今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于时生五子，长子于玺，次子于壁，三子于莹，四子于瑶，五子于玭。　　四世祖于玭（1507—1562）：字子珍，号册州。自幼聪惠。曾在副都御史刘隅等所办的东流书院读书。十三岁即考取庠生。又补廪生，后又在山东生员竞考中获第一名，被称为神童。十七岁中嘉靖戊子科举人，先后为许州、静宁州知州。因他判案公道，断案如神，又体恤百姓，并亲到民间放赈救贫，众皆交口称颂，三年后升平凉府同知。又三年后，因政绩卓著，再升庆阳府知府。累赠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一年壬子（1552年）辞官归。朱赓《朱文懿公文集》卷六《于册州先生传》：“先生生而岐嶷，十岁能为文，即禀学于邑中丞刘公所，刘公大异之……年十三，从翠峰公避仇泰安，人有言先生泰安守者，守以白学使姜公。姜公召试之，奇；杂诸郡邑中试之，愈奇，乃廪学宫载归济南，所至人聚观，诸藩臬争迎入舍，赐笔札，车常满，齐鲁间称神童云……去之东流泉，益力学，厚自淬琢，行常带经，止则诵习之，至躬自汲炊，不为悔。弱冠举于乡，五上春官不第，遂谒选，领许州……补陕西静宁州……满考迁平凉府同知……时督府稔知先生可属大事，方表为庆阳守，而先生顾郁郁思归……上书求去，不俟报去矣。先生守二州佐一府，去皆见思，各肖貌祝之……平生不问产业，好读书，工古文词，以作吏，故著述不多，今其集有六卷，存于家。”（明天启刻本）殷士儋《金舆山房稿》卷十《陕西平凉府同知册川于公墓志铭》：“余雅闻济南长老称说于公少年岐嶷，美文词。读公太史状，即古所称南阳朱季何以加焉。两扑巨豪，谈笑擒之，从容陈语利害，千乘之主改颜巽谢，气雄万夫矣。而斗酒自奉，甘蔬茹薄，俨然儒生，又何难于解官归也。”（万历十七年邵陛刻本）贾三近《于氏家藏诗略序》：“余髫稚时，数从家大人闻册川翁童丱称神，落笔万言，翩翩李供奉之流也……翁诗二卷……翁古诗直逼汉、魏，近体当于武德、开元中求之……翁官南州西土，所在有惠政，吏民尸祝，类朱仲卿；投绂归田，家徒四壁，澹然诗洒，类陶靖节；殷殷种德，卒应高门，如持左劵，类君家于公。”（见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十八）邢侗《于氏家藏诗稿后序》：“我册川翁，夙蕴瓌奇，天挺间世，薄生人之常恋，营竹素之令图。虽复稍婴轮鞅，而冲襟雅韵，一寄之诗。思既川腾，辞亦林蔚，朝华夕秀，丹霞之气，以舒写物伦，类黄钟之律……今览兹集，即言不相袭，格以类殊。而究厥体裁，率沈雄朗润，妙入元解，盖缘本乎天趣，发之性灵，是以机动神随，意无乏绪，微云河汉，抑亦庶几秋水芙蓉。畴庸雕饰洋洋乎，纚纚乎，斯已奇矣！”（见同上）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四《先考遗集跋语》：“先考赠宗伯公，少负才名，数奇不偶，薄游关陇，官业萧条，平生赋咏撰述，遂多散佚残编，旧箧中馀二三，未尽其大都也。往岁，邢子愿氏略取二卷，刻于南宫，李北山先生及中立王孙裒集海岱名家，皆有采摭。及同年张子阳氏来，索全稿刻于安州，始幸有成集矣。悬车之日，奉归家塾，守舍不戒，烈于赤熛，每每谓怅然念之，不忍手泽之复湮、家学之终郁也。爰取安州旧本，重加校定，锓而藏诸祏，使子子孙孙永有遵奉云尔。先考文宗《国》、《左》，以冲和典奥为体，而不尚浮夸；歌诗雅澹湛深，取法韦、杜，视促数绮丽之调将凂焉。盖能自得于古人之矩，而非求合于流俗者。守丞边郡，周旋幕府，值西陲有事，参与行间，故塞上之咏为多云。”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四《古绩》：“玉堂振藻坊，在县前桥头，万历年为平凉府同知于玭建圯。”卷七《泰安府志东阿所祀乡贤》：“明兵部尚书张本……平凉府同知于玭……”《书院义学》：“东流书院在城南十五里东流泉上，即故洪福寺也。嘉靖中拆毁淫祠，改为书院，祀宋儒周、程、张、朱五贤，以……明参政刘约、员外郎刘田、都御史刘隅、同知于玭配今院祀。”卷十七《著录》：“《诗略》二卷，于玭著。”按，于玭著述今佚。其原配便是刘隅兄，进士刘田之女，诰封淑人。生四子，长子于慎动，次子于慎思，三子于慎言，四子即于慎行。于玭又娶一侧室黎氏，生五子于慎由。　　刘太淑人（1506—1555）：东阿苫山人，（即现东阿县刘集镇东苫山村）。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十四：“刘淑人，户部郎中田女也。幼好学，静慈孝恭，孝经诸史，靡不遐览。长适平凉同知于玭，生五子。（按，经考实为四子，即慎动、慎思、慎言、慎行，第五子慎由，系妾黎氏生。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四《亡弟稚川茂才墓志铭》：“少弟无欺者，名慎由，庶母黎孺人出也……先妣淑人，有四男一女，皆已成立，而会府君客游陇西，卜簉金城，孺人在侍，逾年归里，举弟于舍。府君为其少也，貌清而慧绝，锺爱之。淑人之爱又甚，朝夕抱弄膝上，口枣粟啖之；夜则置诸怀而卧；时啼不休，辄为披衣起坐，至申旦不寝。孺人性卞善，折梃笞儿，夫人闻辄谯之：‘若母敢笞吾儿也！’出则携以自随，时诧内党：‘此吾老生儿！’兄娣以淑人爱之，故亦忘其异母出者。”又同书同卷之《亡兄阜泉处士墓志铭》：“于氏自海上西迁，四世而为先考宗伯府君。府君五子，妣淑人出者四。”《亡兄太学都讲航隐先生墓志铭》：“吾家故居海上，西迁四世而为先宗伯府君。府君举五子，先淑人出者四焉。”）经书皆其口授。三子慎言，嘉靖壬子举人。四子慎行，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定。其诸子皆为邑名士。淑人随夫任秦雍、河洛间，题咏甚多。” 　　这个时侯的于氏家族，可以说是自他们迁居东阿以来至今六百余年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创造这个辉煌家族史的主要人物就是于慎行父子、兄弟及儿侄等几代人。最使于氏后人引为骄傲的当然是于慎行。至今，他的后人均尊称他为“阁老爷爷”，各地族系的族长们每到过年仍把阁老像请出，供奉。除于慎行外，于氏其他显赫人物也使于氏家族如锦上添花。　　于慎行父亲于玭已解绍。于慎行长兄于慎动（1528—1588）：字无咎，号阜泉，小字双喜。是他弟兄五人唯一居家为农，料理于家农事的。性静儒雅，喜泉水，号阜泉，晚年筑屋山水间闲居，赐礼部儒士，受乡人尊敬。配陈氏，六十一岁卒，生三女。于慎行《亡兄阜泉处士墓志铭》：“出就外傅，不乐学书，据案呻吟，视日早暮。及读稗官小史，入耳辄记，终不复忘也。府君、淑人，相谓长子家督，固宜使司筦籥……而为兄纳妇，使居田间，岁登所获，以共膏火。伯兄弗乐也，曰：‘丈夫生不成名，终不作田家儿，从五挬蹄涔求活。’日召褐父洒人，拍浮笑呼，口占歌曲，顷刻数百语，左手持杯，右手击案为节，穷日夜虞乐未厌……初兄衣布衣，及行游长安，为受儒士冠带，号为傅小侯，伯兄亦弗乐也，曰：‘业已浮湛田里，即着犊鼻，何至举阿堵物博一士冠，令市儿睇笑。’强为第一服，斥不复御，而衣故布衣日饮，宾客及门，辄走自闭，不称仕人兄也……宗伯北海冯公觞之，其辞曰：‘于长公达人非酒人也……长公学不慕儒，隐不谋生；入赀为儒士，例得受秩，弃而去之，亦有汉阴漆园之指耶。故达人非酒人也。予因而为铭曰：其生也不事也，自以为适；其没而不烝也，世以为戚。己之所适而世之所怛，然而愁世之所戚而己之窅然而休，此其与人者睽而与天者游与，故曰达人。”二兄于慎思（1531—1588）：字无妄，号航隐，又号庞眉生，小字襕衫。东阿诸生、太学生。善古歌行，尤工古赋，有《庞眉生集》、《群书题跋》等。受其父影响，少年负志，博览群书，尤爱兵家著论，且记性极强，过诵而不忘。家居东阿西济水与大清河交汇处的王庄，即现班鸠店镇王庄。曾随父戎边。受大中丞张子立青睐。十九岁入乡试时，因考场兵备森严，强令考生解衣光脚，视考生如犯人，因而恼怒，从此不再科试。万历十五年，于慎思入京师，居于慎行官坻，“欲试词林游太学，”不幸逝世于京师，享年五十八岁。朝中各部，皆去挽吊。留有著作《庞眉生集》，于慎行为其作序。所作《石淙记》、《游监山记》，是描写洪范山水的好文章。因他钟爱褚村石淙景致（即今洪范镇纸坊村东南），特在此构筑别墅，会四方文人墨客赏景赋诗。于慎行也常到此处闲居。于慎行《夏日过二兄石淙别业二首》中赞其景致道：“桃花落尽武陵溪，碧草芊芊岸柳齐。洞口主人今不在，青山如画鸟空啼。”至今石淙遗址尚存。元东平路严实书“石淙”二字尚存。于慎行的同窗挚友，万历进士，累官大理评事，工部尚书的朱维京（字可大）题写的“石淙漱玉”犹在。于慎思配陈氏，生一子于綮、庠生。綮生一子名元广，庠生。于慎行《亡兄太学都讲航隐先生墓志铭》：“先生生有异质，跌宕负奇气。年十六七即遍读群书，日课一帙，凡诵数十万言，率能记忆。工为文赋，尤嗜《离骚》，亦好兵家……己酉乡试，先生年十九……故事士子入闱，解衣裸跣，陈兵夹索。先生叹曰：‘此录囚耳，安取礼士？’念欲弗入，恐见不能，入而著义七篇，楷书如法，故为不具草。出则走城西伎馆，大醉累日，长歌而归，誓不从诸生试矣。后三年壬子，无择偕计上，府君在平凉得报，怡然曰：‘少者既举，长者可坐待也？’归而督课先生。先生亦自念长大，无致身策，不得不俛首一经。于是始帖括读书，焚膏呻吟。然自其少年时，独好古文辞，即勉为举子业，终不能工，人亦弗善也……及不肖行仕二十年，先生且老又病酒，稍衰，犹屣履诸生中……及岁丁亥，乃驰至长安，入赀游太学，从博士诸生一再抠衣，辄愤邑不自胜，然业已就之，无如何也……先生为人魁梧长大，渥颜丰顺，谈说经史，擘画世事，奇伟不凡……为文奥雅雄浑，取法迁史，而不事模拟，为一家言。诗工长歌，喜孙太白。常楼居之，调至为骚赋，沈酣楚声，尤非俗好所及。而近体声病，则时有出入焉。亦间为元人乐府，大有风韵，多从狭邪中得之……吾两兄皆异才也：先生博物闳览，贯穿百家，而精丽少谢无择；无择文词瓌钜，挥翰辄数千言，而多识不及先生。然皆文苑之英也……先生著述，可十馀种，校其一二梓之，他不能遍也。”（《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四）于慎行《庞眉生集叙》：“先生渔猎最博，论议最豪。然其为文，茹古涵今，自立机轴，气骨本迁史，体裁出昌黎氏，雄浑渊博，苍然古色，宁违绳削，终不肯雕刻字句以兢周容；所乏者，栗密耳。诗善古歌行，好常楼居，孙太白之调，骏发踔厉，有足喜者。近体不纯于唐，亦不落宋，至傍人口吻，龋齿效频，亦薄不为也。少时喜读《离骚》，其为骚体甚富，稍长亦复弃去。尝以数首呈文宗吴霁寰公，吴公谓其‘真得楚声，可霸骚坛’，非谩语也。先生虽游于艺文，志在取世，尚论古豪杰人，于唐慕郭无振，于宋慕张忠定、陈永嘉，议论押阖，又慕苏氏父子，其志趣可睹矣……先生遗稿，自题《庞眉生集》者，尚可二三十卷。及行归田，颇多暇日，乃从于綮索取之，亦多散佚于残编断简中，定其可读者若干首，付綮梓之家塾……先生又工为宋元词曲，深研其声病，谓：‘近代所为，即被之管弦，于古无当也。而成文之音亦寡，又半从狭邪得之，乃其愤邑之志借以抒写，有足怜者。自宋诸名家，皆以乐府入集，亦文之一体，不可废耳。’他所论著，有《剑术》、《说林》、《兵略》、《八阵图解》、《诸家要略》、《论文博采》、《群书题跋》，虽施之当世，未必尽合，而能掎摭千古，成一家言，亦必有识之者。然不能尽梓也。”（《谷城山馆文集》卷十二）道光九年本《东阿县志》卷十四《人物下》：“于慎思，字无妄，郡丞玭之子也。年十六七时，从父之关中，过古秦汉陵墓、宫阙之墟，辄击剑悲歌，洒泪徘徊，不知者目为狂生，慎思自谓不狂。尝为安边策欲上之，不果。省试时，见陈兵夹索，以为非待士礼，愤不入；即入，故阙其草而去，遂逃于酒间，曰：‘吾不从科名进矣！’所著有《庞眉生集》。”朱观熰选刻《海岳灵秀集》：“无妄集中，《望岳吟》、《河平谣》诸篇，天才跌宕，笔阵激跃，有太白风骨。”（隆庆五年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二百七十九《别集类存目六》之《庞眉生集》提要：“是集诗七卷、杂文八卷、乐府一卷，皆有纵横排奡之气，而颇涉粗豪。”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上：“东阿于慎思，号庞眉生，文定公慎行之兄，诗才情过文定，尤工古赋。”（《四库全书》本）　　三兄于慎言（1536—1564）：字无择，号冲白。十四岁，入省试，虽御史赞其文，但参政万豫章，见其年青不予入取。后又赴省闱，被举为高魁。十七岁中嘉靖壬子科第八名举人。未入仕，后因会试落榜，心情怨愤，年二十九岁卒。著《冲白集》传于世。娶李氏，生二子，长名系，庠生。次子名绍，附贡授河南开封府经历。绍子鸿勋，拔贡，授推官，改授知县，赠文林郎。有《冲白斋存稿》。于慎行《亡兄乡贡进士冲白先生墓志铭》：“年甫十四，列为学官弟子，即应省试。御使读其文，辄见嗟异，议且入彀，参政豫章万公讶其太少，曰：‘此儿国器，毋遽以一第盈之。’而以其卷传览，诸公声烨然噪济上矣……壬子，年十有七岁，归自关中，诣试省闱。故大司空豫章李公为济南太守，得其卷奇之，以呈御史，御史程公举为高等……明年癸丑，都试报罢……己未、壬戌再上再罢……迄岁甲子，先生有所愤邑而病，病几三月，以七月十三日卒……先生为人修长玉立，风骨矫矫，天才警敏，落笔千言，河倾泉涌，纸上作刺刺声。其为制义七首，率不至日中而就，未尝涂改。或操翰牍求言，即问作何书法，且撰且书，己，付其人去，亦复不自记也。外叔祖刘公故善章草，先生能继其法，篆隶行楷，并皆精妙。其为古文辞，庄丽遒美，喜作六朝俳体，然自谓非其至也。歌诗爽朗不群，飘然有凌云气，而矩裁未成。天不假年，嘉禾不秀，岂不惜哉……搜罗遗草，仅得三卷，梓诸家塾，俾子孙藏焉。”（《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四）于慎行《冲白斋存稿叙》：“先生才高而俊，学博而精，发为文辞，探源《国》、《左》，托体六朝，埒近世黄五岳、皇甫司勋之法，然自谓应世之作，非其至也。歌诗舂客遒雅，取裁盛中，以为‘学杜不成，且落宋人恶趣’，此固卓有所见，非拾人咳唾者。而存稿寥寥若此，其故难言矣……悬车多暇，爰搜遗草，略加是正，以梨枣存之。摭拾无几，不忍芟也。”（《谷城山馆文集》卷十二）道光九年本《东阿县志》卷十四《人物下》：“于慎言，字无择，玭之叔子。为人孝友耿介，不逐流俗。资性颖敏，迥绝常人。其为文赋，下笔千言，顷刻立就。年十四入省试，未午呈卷。参政万阅其文，大奇之，以呈御史，为其少，不选。又三年壬子而举为东省魁，年十七矣。慎言尝从陕西，还渡黄河，其前二舟皆覆，舟中人号啕痛哭，慎言闭目危坐不动，竟全舟以济，舟中异之，相率罗拜曰：‘郎君福人也。’是年遂领荐。其后十馀年卒。所著有《冲白斋存稿》。书法篆隶诸体皆臻其妙。” 　　于慎行（1545.11.3—1608.1.9），享年63岁。字无可，更字无垢，又字可远，号谷山，世称于阁老。明代东阿（今属山东省平阴县）人。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及第，选庶吉士，先后曾任修撰、侍讲、左谕德、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兼学士，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十四岁，试童子科，六人为首。十七岁入进士弟，授翰林院庶吉士，破格授翰林院编修。擢升经筵日讲官，后累升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万历三十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著有《谷城山馆文集》、《谷城山馆诗集》、《读史漫录》、《谷山笔麈》、《兖州府志》、《东阿县志》等百余卷留世。他娶妻秦氏，累封淑人。关于两人婚配，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泰安萧大享所撰秦氏墓志铭中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说秦氏父母在一天同时做一梦。梦见“五色云中有两锦衣儿，同乘一龙而翔天际，下立一朱衣指以示翁媪，此而女而婿也，寤，各语其梦，益异焉，朔明，保母抱文定公过其门，翁出谛视之，曰，“何似吾梦中乘龙儿，亟缔姻焉。”不必去追究秦氏父母做梦的真假或是古人迷信与否，但必须相信秦氏父母的眼光，一是夫妇俩从襁袍中就看出于慎行准有出息。二是借老天授意想攀于氏高门而动了心计。反正把女儿嫁给于慎行准能大富大贵。事实也是如此。天作之合，于慎行十七岁，便娶了秦氏。这位秦氏夫人十分贤惠，对于慎行体贴备至，家中内外大小诸事，都有她操劳，于慎行求取功名，入朝为官，与她的辛劳是分不开的。秦氏恪守夫唱妇随，随夫入朝，归家里居皆无怨言。于氏族谱没记载秦氏生子，墓志铭记载有一女，嫁与布政使乔学诗之子。其子于纬是继子。是于慎由次子过继给他的。在那个封建时代，于慎行竞未续娶，可见其品德之高尚，也可见他与秦氏感情之深厚。总之，两人实为美满婚姻。　　于纬，字长文，号小谷。从小受于慎行熏陶，又在秦氏的教养下：能“继文定公志。”为中书舍人，历户部主事员外郎，广州雷州知府。配王、梁、郝氏,生三子。长子元煐煐英，字伯彦，官生。任河南南阳府通判。娶于慎行门生，大书法家邢侗女为妻。住平阴县洪范池镇谢庄村。次子元煜，字郎叔，号认斋。恩贡，任山西崇信县知县。广西上恩州知州。住现洪范镇纸坊村。　　①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②实为内阁首辅（相当宰相）。叶向高《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谷山于公慎行墓志铭》（以下简称《于慎行墓志铭》）：“至丁未岁（1607年），廷推阁臣七人，公为首。乃被命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辅政。公再辞不允。而余亦自南来，过公，公喜甚，约余：‘子从舟，而余从陆，相次趋朝可也。’”（见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七，明万历刻本）叶向高《蘧编》卷二：“（万历）三十五年丁未，余四十九岁，夏四月有旨，会推阁臣，与推者七人——东阿于公、富平孙公、任丘刘公、济南赵公、晋江李公、杨公，余名在第四……奉旨于慎行加太子太保（按，应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叶向高、李廷机升礼部尚书，各兼东阁大学士。慎行、向高便差官行取来京，俱入阁，同锡爵等办事。”“于公亦使人来邀，遂复北。至东阿，晤于公，订趋朝期而别。余乃舟行，于公遵陆，以仲冬十二日廷见，余后一日。而于公行时已有疾，及廷见，不能成礼，卧邸中不旬日没。”（民国二十四年乌丝栏抄本）《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三：“万历三十五年五月……乙卯，吏部同九卿、科道会推阁臣于慎行、赵世卿、刘元震、叶向高、杨道宾、李廷机、孙丕扬等七人。”“丁亥……是日会推疏下，点用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矣……顷之传谕辅臣曰：‘朕览卿奏，忠爱详慎，具悉至意，诸臣已点用了。’”“戊子加于慎行太子太保（按，应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叶向高、李廷机升礼部尚书，各兼东阁大学士。”“己丑……加王锡爵少保兼太子太保，各遣官趋召同慎行、向高入京。”“十一月……乙巳……大学士于慎行以力疾赴召，朝见不能成礼，请暂假调理，从之。”“壬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于慎行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谈迁《国榷》卷八十：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丁丑，阁员会推于慎行、赵世卿、刘元震、叶向高、杨道宾、李廷机、孙丕扬”。“丁亥，礼部尚书于慎行进太子太保（按，应为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右侍郎叶向高、礼部左侍郎李廷机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又谕朱赓曰：卿思旧辅王锡爵，忠诚正直，可济时艰。其召之，同卿夹辅”。“十一月……乙巳，大学士于慎行力疾赴朝，请暂假调摄，许之”。“十二月……壬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于慎行卒”。（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七《于慎行传》：“（万历）三十三（1605年）始起掌詹府事。疏辞，复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阁臣七人，首慎行。诏加太子少保、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再辞不充，乃就道。”（中华书局1974年7月版）印鸾章、李介人修订《明鉴》卷七：“丁未三十五年……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俱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时内阁惟朱赓在，帝命增置阁臣，廷推慎行、廷机、向高三人，遂用之。”（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3月第1版）　　于慎行不仅官高位显，为政清廉，德高望重，而且文学为一时之冠，被推为大手笔。①著作等身，今存《谷城山馆全集》62卷②、《谷山笔麈》18卷③、《读史漫录》14卷④、《璅言》1卷（附《梦语》）⑤、《杂记》1卷⑥、《兖州府志》52卷⑦、《东阿县志》12卷⑧等。并参与撰修《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⑨，参与续修《明会典》⑩等。　　秦氏（1446—1608）：东阿县东村秦柏之女。于慎行《明故公府家丞东村秦翁墓表》：予家自大父以来，与翁同巷，先宗伯公相与出入游处，为忘年交。予生始晬，淑人数月，即结盟焉。”（《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六）于慎行《祭外舅秦翁》：“若翁视我，殆百恒情。及我先君，游如昆弟。汤饼方传，丝罗已系。”（《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二）邢侗《祭东阿于师母》：“我师至人，含真抱朴；夫人相之，不扬以缩。我师及第，蜚声曜文；夫人佐之，不溢以坟。我师在朝，金华入讲；夫人进餐，倾耳珂玤。我师在列，玉署同盟；夫人解佩，雅志琮璜。我师孔云，闾党亹亹；夫人曰于，我酒有与。我师永慕，手足偲偲；夫人曰喁，我铛有糜。我师起家，无心贵仕；夫人庶而，轩冕泥滓。我师阅世，驻颜大还；夫人企其，烟霞粥饘。”（《来禽馆集》卷二十）其子于纬，字长文，号小谷。从小受于慎行熏陶，又在秦氏的教养下：能“继文定公志。”为中书舍人，历户部主事员外郎，广州雷州知府。配王、梁、郝氏,生三子。长子元煐，字伯彦，官生。任河南南阳府通判。娶于慎行门生，大书法家邢侗女为妻。住谢庄村。次子元煜，字郎叔，号认斋。恩贡，任山西崇信县知县。广西上恩州知州。住现洪范镇纸坊村。　　于慎由（1550—1586）于慎行同父异母弟。黎氏生。字无欺，廪生，赠户部郎中。住东阿县单庄乡东于庄村和平阴县洪范镇谢庄、纸坊村；江苏沛县、济宁微山县、菏泽曹县等均有后裔。生于嘉靖二十九年，卒于万历十四年，妻李氏，生二子。长子于绶，字印台，庠生。初封常州通判，再封顺天府通判，三封刑部陕西刑部司员外郎，四封刑部四川清吏司郎中，诰封奉政大夫。配赵氏，生五子。长子于元景，字伯荣，别号斐然，以廪例贡，任福建邹武府通判。升顺德府长吏。次子元烨（沛县、微山县、菏泽曹县于氏之七世祖），字仲华。中书舍人，历迁常州、顺天二府通判，刑部员外郎中，莉平府知府，兵部尚书兼七省督师，赐尚方剑，就职金陵（今南京）会清革明鼎，烨公身殉国难，其子坦字君儒，因守公先灵未得，携眷回籍值兵荒年乱不克北上东阿，阻留于沛邑（今江苏沛县）城东南十五里许，后因姓名村于家楼。嗣后派分支别长居微山，次居于旗杆，三居于楼等地。乾隆五十七年东阿于氏致函沛地议修族谱，时值河决，未能集谱合修，实为吾族之憾事，民国十九年（1930年）于奕溶公、于怀龄公赴东阿寻根问祖，得晤于万韶公等回微续修族谱，二零零八年冬于保军，于保敏等赴东阿晤洪范池镇纸坊村于宪珍于宪福、于庆友等展阅谱头印证支系昭然有序；二零一零年初三支代表十余人众驱车再赴东阿阅谱勘林访亲，为履人伦之道，以慰先祖在天之灵，族众筹议为七世祖复碑清明时节承东阿于氏宗亲通力协助复立此碑以示后人，莫忘先祖、尊祖敬宗，国家农业部于康震便是这一支的后裔。三子元美。字魁人，京卫、京历。四子，元煦，字季和，以廪例贡，任广西隆安县知县，升桂林府兵巡道终检查司。绶五子元昆，庠生。　　于慎由次子于纬，嗣于慎行，已介绍。　　在此仅解绍于慎行前后四代人身世，其他不再一一赘述。仅此几代人，足显于氏家族之显耀。在其后至今的三百多年中，于氏后裔未达到于慎行及父子兄弟们的显赫地位，但也不乏官宦、学者、名士之辈。据统计，明末至清，八品以上入仕为官的如：奉政大夫、知县、文林郎、鸿卢寺，六品军功、修职郎，登士郎，奎文阁典藉，圣庙书写官等共二十八人；把总，拔贡，文武庠生、廪生等55人；太学生、儒学训导、奉祀生、贡生等五十一人。民国时，入南京武备大学学习，后升军官及在直鲁军任军官等三人。新中国，有在领导岗位上任地区专员，主任，公安局长，黄委等中高级干部，有国家信息部、农业部干部，又有世界文化名人，众多大学生，工程师、军官、军医等，可以看出，受其祖上遗传，以文职为多。于氏家族主要以于慎行兄弟五人为族系，经三百余年世道变迁，迁徒，分布于北京、天津、东三省、广东、广西、贵州、河南等十几个省市，山东省几乎遍布十几个市县。主要以济南、泰安、聊城、菏泽为最多。而于慎行直系后裔以东阿镇、洪范镇为最多。于氏可谓家族兴旺，人才辈出。　　显示于氏家族荣耀地位的建筑标志是原东阿县（今东阿镇）古城内的于阁老府及其御敕建筑，以及于氏前后茔地、于慎行神道碑。　　东阿县以狼溪河横穿其中而分东西两城，形成“东阿县城两半，狼溪河中间串”的美景。东依少岱山，东北、西南，分别有黄石山、狮耳山拱卫。于阁老府座落于狼溪河东古东阿县衙南，武衙门街前，总占地二十余亩，分前后于街，于慎行府坻即在前于街中部。单脊挑檐的大门，左右两块上马石，饰花卉等浮雕。五级台阶。宽厚的木漆大门，雕有花卉纹饰，门上匾额雕刻：“黄阁调元”四个大字，大门内迎面是影壁。前院内北屋即正厅，三楹，单脊青瓦，全是砖、土、木结构，墙是里生外熟，即外墙用砖，里皮用土坯垒成。正厅是于慎行会客迎宾的地方。客厅正面墙上挂万历皇帝亲自书写的“责难陈善”木匾，是因为于慎行“不善临池”并向万历说实话，万历褒奖的。显示了于慎行诚实品德，曾哄动京师，永为荣耀。　　过二门入后院，于慎行夫妻和父母卧室及书房都在此院。于氏其他族人居住在阁老府东与西面。　　于氏祠堂建于阁老府后,祠堂内有乾隆时家谱碑三块，于氏自迁东阿以来的族人皆刻其上。此处还有两座御敕石坊。一是万历皇帝为于仳侧室黎氏夫人敕建的，曰卽《千秋著即蔇》。另一座碑坊是崇祯年建，曰：《三世承恩》，是恩封于慎行，于慎由，子辈于绶、于纬，孙辈于元景，于元烨三代及其夫人们敕建的。　　在西城，还有几座石坊。一是万历十八年，为于纰敕建的《玉堂振藻坊》。永济桥西，为于慎行敕建的《宗伯坊》；城北门为于慎行敕建的《黄阁调元坊》。另外，还在黄河西杨柳渡（聊城市东阿县杨柳）为于氏敕建了《于氏始迁坊》。　　这些古建筑，几百年来，不但记载了于氏家族的光荣历史，显耀地位，也极大丰富了这座古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从而提高了它的地位。以至成为古代至解放初鲁西南一带的名城和商阜重地。遗憾的是，从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于阁老府及其建筑随着这座古城一年一年逐步被被毁。幸运的是，《责难陈善》匾虽然在“文革”时被村里的付业组当作案板裁剪衣服，字有损害，但该匾仍被村里老妇女主任保存下来。今天阁老府坻已被夷为平地，种了粮菜瓜果，更幸运的是，两扇大门被当作屋梁被人盖在屋内，《黄阁调元》四字尚存。二门西望柱尚存，原于氏祠堂内的家谱碑，还在原地子然而立，她们和永济桥，东城门一起，象几个失去家园的孤寂老人，昼夜默默地看着狼溪河水缓缓流去。　　于氏祖茔，最初是于时（于慎行祖父）从聊城市东阿县杨柳渡迁至今洪范镇谢庄村前的，今叫后于林。于林位于平阴县洪范乡纸坊村之西谢庄之南两河两海之间，龙泉、扈泉、日月双泉、孝泉、天地泉、墨泉、拔箭泉、白雁泉八大名泉环绕祖茔流入黄河，四周有华山、云翠山、大寨山、双祯山等数百个山峰形成百鸟朝凤、万花吐芳之势向祖茔肃然起敬。于慎行辞官里居后，用朝廷赐给他的金币重新修建的，除于慎行外，于氏家族一应人等皆葬于后于林。于慎行为他祖上修了坟茔，拉了林墙，植了松柏树，祖茔立有御敕牌坊《龙骧世袭》。现在的于氏祖茔已全部毁坏，地上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于玭、于暨元等墓志铭存于于氏后人家中，茔地被毁前，归谢庄村于氏后人管理。　　于慎行墓地，在祖茔前。是于慎行死后万历皇帝敕建的，占地60余亩。所葬全是于慎行后代。归纸坊村于慎行后代管理。叫前于林。　　于慎行墓地坐北朝南，进门楹联为万历皇帝朱翊钧所撰：“大明先师三代帝王受教诲，朕赐仙居庄严肃穆浴皇恩。”由书法家邢侗书丹。于慎行墓地，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墓前甬道两侧，立有石俑，石马、石羊、石虎和华表各两对，华表上雕有望天吼。石刻形态逼真，惟妙惟肖。墓地前门外有两高大石狮，雕刻精细。生动逼真。前门外还各有两块石碑，东阿县令监立，东边碑额书“恩光金壤”，西边碑额书“崇溢春秋。”墓前建《帝锡玄卢》坊一座，并刻有万历御书“责难陈善”四字。石坊两边立有十三块碑，每块碑皆在前文刻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应为圣旨碑，其中有一块无字碑，据说是传圣旨碑，即圣旨来后，挂于碑上。《于文定公墓碑》由邢侗书写。墓内除去植柏树等外，万历还御植白皮松一百棵，此种松树为希有树种，至今仅存44棵，在全国仍属集中面积最多的。该墓地有如此大的规模，是万历恩准，并按一品官例给他这位教师建的，当时并派刑部郎中金继震等亲自护送。工部侍郎刘元霖奉旨遣通政司在右通政王永光亲自建造。于慎行的得意门生邢侗在于慎行死后，帮着求敕，求谥及办理丧葬诸事，于慎行墓地及神道碑刻多由他书写，直到把墓地建筑全部完成。于林的过亭没有亭子，但却在四角各刻有“降龙獭”，这在众多的林墓中，也极为少见。于林的过亭为什么有降龙獭？其一，于慎行是三代皇帝的老师，人们把过去的皇帝比作龙，而他所教的正是年幼的帝王，在很多事情上，除了在世父王，还有他能降服“龙”，这是再自然不过了，其二，由于于慎行既是明朝诗人、文学家，又是三代帝王师，在当时来说，他虽不是帝王，但却也是个举足轻重极少有的人物，所以，把他自己称为自天而降的一条龙。其三，安在这里的“降龙獭”还起一个“避雷针”的作用，能阻止妖魔鬼怪到此打扰。　　于慎行墓地这座御敕园林，除曲阜孔林。邹县孟林外，在鲁西南一带是很少见的。它和阁老府一样，显耀着于氏家族的地位。几百年来，是来东阿洪范一带游赏者的必游之地。但是，它的命运与阁老府一样，也是毁于轰轰烈烈地“文革”时代，但它没毁于当地造反派的手中，却毁于远在百里之外的聊城师范的“革命小将”手中。倾刻之间，这位阁老爷就被撒骨扬坟,园内石刻全部推倒。除去当时的大趋势，“革命小将”可以易地革命的原因外，于林被毁还有两种传说，一是于慎行当年得罪了人，他的后代进行报复。二是文革前，聊城师范的学生来于林游玩，摘了一些松壳、被看林人训斥，学生借机报复。所幸的是，前大门基本保留。于慎行夫妇墓志铭几经磨难未被破坏，他是被于慎行的第十九代孙于庆坤等在当时施巧计保存下来的。于慎行墓地被毁后，全部石刻被用来修桥和垒石渠，大都破成石料，分为碎块。为了保住墓志铭不被毁坏，于庆坤等便想出一条巧计，请当时任洪范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高长齐（属东方红造反派头头），在墓志铭背面写上毛主席语录，这样，谁也就不敢毁坏了，高长齐的毛笔字写的不错，他欣然同意，挥笔便写下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地动力”。果然，建桥时没有人敢砸一锤。在桥上多年，完整的保存下来。与其说当时高长齐是显示自己的字写的好，不如说，是他做人的良知，使于氏夫妇墓志铭这件文物保存下来。他与于庆坤等应千古留名。于氏夫妇墓志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修桥时，有民工欲把它们解成小块石料，又被当时曾当过民办教师的民工拦住，并给民工讲了它的意义，民工们主动找拖拉机把它运到洪范乡政府，现保存于洪范池内龙王庙廊檐下。于氏夫妇墓志铭是曾任首辅的叶向高撰文，它保存下来，为研究于慎行生平提供了重要资料。原来的五十九颗白皮松，现仅剩四十四棵，仍枝干挺拔茂郁葱翠，向今人昭示着，这里就是近四百年前于阁老墓地。　　坟茔等被毁后，墓地内陆续建起了供销社、粮所、预制件厂.粉房、食品站等。　　近几年来，于氏家族及当地政府结合洪范山水旅游，欲把这处文物古迹修复起来。经过努力工作，供销社、粉房等陆续迁出，现已修复了部分石刻。但愿这座御敕园林能恢复旧貌，以告慰于阁老在天之灵。并希望它重现昔日光彩，为现代文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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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耀于慎行地位和为他扬名的另一个重要古迹，就是立在现旧县乡古御道[现二二零国道]旁的于慎行神道碑。就因为它立于古御道旁，几百年来凡到过东阿县的官员、名流、文人、商客等，都要观瞻此碑，并惊叹不已，津津乐道，因此也使此碑闻名遐迩。该碑的高广创中国碑刻之最，“文革”时被毁。据当地人或当年毁碑人回忆，该碑高约十八米左右，宽约一米八，厚约六十多公分，这在全国是极为少见的。碑额书“大明”二字，碑文为：“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谷山于公神道。”字为大书法家邢侗所书，万历皇帝敕建。建造如此大的神道碑，足见万历皇帝对他的这位老师的尊敬，也是对他老师的一生功绩的肯定。于氏家族,谷城人的骄傲。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47:40

于慎行人才管理思想述评
摘要：于慎行是明代万历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其长期的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人才管理经验。他主张广开才路、多途并举，因才制宜、合理任用，重视道德修养，调整任期、提高俸禄，严格考核黜陟等。有些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于慎行（1545-1608），字可远，又字无垢，谥文定，山东东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修撰、侍讲，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是明代万历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作为一名有地位、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于慎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尤其在人才管理方面，十分突出。针对明代后期政治腐朽、铨选混乱、吏治败坏的局面，于慎行提出了广开才路、多途并举，因才制宜、合理使用，注重道德修养，调整任期、提高俸禄，严格考核等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来说都是比较进步的，有些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一、广开才路，多途并举　　　　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清明与否主要取决于官吏素质的高低，而能否获得高素质的官吏，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如何选拔官吏。对于官吏的选拔，于慎行极为重视，力主广开门路，多途并举，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国家官员队伍中来。
有明一代，举士之途有三，曰科举、举贡、荐举。荐举盛于国初，后来随着国家机构重建的完成和科举制的完善，荐举日益轻，至正统时基本停止。举贡即入国子监学习从而入仕。明初监生入仕亦较容易，中叶以后，随着科举的发达，以及监生整体素质的下降，监生入仕日趋困难，甚至终身不得一官，即得选亦多为府州佐贰或边远地区知县。明代举士最主要的还是科举。其中进士尤重，国家中高级官员主要从进士中选取，甚至“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①科举行之既久，其弊端亦日益显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取士范围狭窄，二是所取不尽得人，三是国家和社会过分看重科名，严重扭曲了士子们的人格，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鉴于以上诸弊端，于慎行认为必须改革现行的人才选拔体制，广开门路，多途并举，同时严格把关，以保证所取士子品学兼优、才德兼备。
于慎行考察了古代的人才选拔方式，如汉代有察举、征辟、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弟力田等，即使是科目，在唐代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五十余科，宋代犹有经义、辞赋两科，而明代只有进士一科。古时通过各种途径选取的士子因才而任，并无偏重，这样任何有一技之长者皆可施展其才华，为国所用。而明代中后期却独重进士，它途皆废，对此于慎行极为不满，“古之所以举士之道何其大备，而今之举士何其隘也！……士之于求用于世者，举进士与省而不得，则一官而已矣！”②在于慎行生活的时代，士子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参加科考入仕出身，如果考不中进士和举人，便无法入仕从政，为国效力，那么他们就只能白首于一经而无所事事，这确实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明代的举贡监生尤其如此，在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数十年之久而用之如胥吏，确实令人痛惜。对此于慎行曾以深山之材为喻，“夫深山之材养之数十年，必以为杗栋，未有数十年之久，出之风雪霜露之余，而折以为薪者也”。③虽然贡生整体素质有所下降，但并非所有的贡生素质都差，特别是贡生中有许多年长德淳者，给他们以适当的入仕机会，对整个官场作风的好转还是有所裨益的。　　　　二、因才制宜，合理任用　　　　从各种人才中选出优秀者充实官吏队伍后，对这些官吏如何合理任用就提上日程了，这些事情处理的得当与否，不言而喻对国家吏治的好坏、行政效能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于慎行认为安排官吏职务要因才制宜，根据个人才能的长短、器识的大小来任以不同的官职。
任用官员，于慎行认为最主要的因才制宜，即根据个人才能的高低长短而任以不同的职务。能力强的可以不次擢用，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官职品秩的高低对于官吏能力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一般说来百司群吏处理的事务比较具体，因此以才技为主，而将相大臣需总揽全局，责任重大，其所看重的就并非具体的才技了，这里，于慎行提出了“识”和“量”的标准。“识者何？高视玄览，创思远图，揆善败之端，究是非之际，万物并兴，莫不响应，明不足道也”；“量者何？并包兼蓄，一齐殊轨，以静持躁，以重待轻，险夷辐辏，莫之动摇，弘不足道也”。④简单地说，“识”，就是见识，“量”，即气量、度量。于慎行认为“识”和“量”高于一般的聪明智慧和宽恕容忍，对于一件困难的事情、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即可解决的，具备智慧就够了；对于一些时常困扰人们的事情、经过自己的努力克制就能解决的，具备容忍就够了。但对于那些突然发生的、不容认真思索和努力克制的事情，一般的聪明才智和宽恕容忍就不够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于慎行还特地列举了历史上几位他认为具备大识大量的人物的事迹，如谢安、裴度、费祎、娄师德、裴行俭。有鉴于此，于慎行主张安排官员职务时，应注重考察其识量的大小，并据之任以不同的职务：“小不可使大，而大亦不可以为小，短者不可以使长，而长亦不可以为短”。⑤为使官得其人，在安排官吏职务时，于慎行还认为应注意该职务所处地区或部门的轻重缓急。有的地方政务烦剧，吏猾民困，那么就应选派一个明习法令、精明干练的官员；有的地方政务宽简、民风淳朴，那么一个老成持重的官员就足够了。在漫长的北方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势力时有消长，其与明朝的关系亦时好时坏，那么将帅督抚的选任就要视各地边事紧张程度而定。此外，于慎行还提出官员的选任应注意内外调剂，“列内外之员而亭其浅深多寡，更迭而用之”，⑥朝官适当外调，而外官则适当内迁，这样有利于官员阅历的丰富和才干的增长。　　　　三、重视道德修养　　　　选拔官员才能很重要，而其道德修养也同样重要，甚至比具体的才能还要重要。因为人才道德品质的优劣，关乎其将来为官时的忠奸贤愚，关乎国家的吏治好坏和朝廷的长治久安，事关重大，必须慎重。有鉴于此，于慎行认为必须在科举和铨选乃至将来的考核等诸方面，加强对相关人员的道德考察。
首先在科举考试过程中必须注重对考生品德的考察。那么怎么来考察呢？于慎行曾多次主持乡试和会试，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辨其志”，即考察考生作文中的意志取向。那些在作文中表现得机巧华辩、八面玲珑的，一般是属于趋于利的，而那些表现得朴讷淳厚、中正专雅的，则是趋于义的。他认为义利之辨非常重要，“盖使志规于义，则其出也，进不敢比周以事主，退不敢营私以自殖；奉官守法，不饰短长，国事揆策，不虑夷险；耻实不懋，不耻不工；耻职不修，不耻不捷。若此者即未必尽非凡绝世之材，然专志一节，修实而效之上，尤将有得士之益焉。何者？其所志者义也。假令希世阶宠，追趣逐嗜，曲学以偶时，饰褒以萤众，巧文以规便，漂说以养交，矫性以博名，凿空以合变，睆然在纆缴之中而不知所止，若此者即有环奇可喜之迹，而积习所生，使下阴受其敝，元气损而不知。何也？志规于利而纯白渝也”。⑦义利之辨关乎忠佞之分、国家之治，故当慎之又慎。
在安排官员职务时，考察备选者的道德品质同样重要。对于明代中后期朝政的混乱，于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缺少才德兼备、素质优良全面的官员，“三代而降，天下何其难治也，其故在于朝廷之上无中和全德之臣，而各用其一偏以为治，是以天下之治辗转相因，率弊于一偏而不可举”。⑧于慎行所谓的“全德”就是指优良全面的素质，具体说来包括九个方面：宽、柔、愿（朴实、善良）、乱（善于治理）、扰（驯服忠顺）、直、简、刚、强，这是他在考察三代之治时从皋陶九德说中发现的。他认为官员具备了这九种品德，从政就会充满仁义，人们也乐于接受他的治理，这样上下相安，国家就会逐渐达到太平盛世。他进一步指出全德之人是很少的，但选官时还是应尽可能的选取那些品德较为完备的人，“有其三者，则始以为大夫，而有其六者，则始以为诸侯”，⑨就是说，要根据其品德的完备程度来任以不同的官职。　　　　四、调整任期，提高俸禄　　　　明代官员任期前后不一，于慎行生活的万历时期，由于神宗怠政，致使官滞于曹，于慎行认为这不利于吏治的好转和行政效率的提高，必须加以调整。另外，明代官俸过低，于慎行认为应适当提高，以保证其生活需要，以利于官员们安心任事，对减少腐败也有一定好处。
关于官员任期，洪武时期定为九年，三年一考，九年叙迁。当时政尚宽简，与民休息，地方官吏亦奉公守法，不甚扰民，因此明初官吏久任行之无碍。中期以后，仕风好高务进，多不愿久任，朝廷上亦担心地方官久任一方与地方势力相勾结，侵扰百姓，因此任期逐渐缩短。而到了万历中期，由于神宗怠政，官吏的升迁任免常不能按时进行，整个国家机器处于半瘫痪状态，地方官有九年考满仍未被召者。于慎行对这种“官滞于曹”的情况非常担忧，他认为一个人的精力及其政治上的规划大约以三年为准，三年之内他可以按其初期设想有所作为而不必改变思路；如果任期为六年，那么就得分为两个阶段，“以其半为威，以其半为惠”，⑩这样一张一弛，文武相济，政治才能常新而持久；若六年考满仍回任原职，政事就不好处理。另一方面从官员的角度考虑也多有不便，当时地方官十分难当，上有朝廷束缚，下有豪右左右，地方官处在这样一种夹缝中，十分辛苦，任期六年尚可，九年便显得长了。
明代官俸较前代极低，“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11洪武二十年定百官月俸，正一品月俸米87石，以下减至从九品5石。成祖即位后为解决财政困难，百官俸禄开始折色，百官俸禄进一步降低，以米计算，大致是正一品月俸50石，减至从九品不足5石。此后这一数额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日益繁荣，人们的消费水平也逐渐提高，官员俸禄相对而言就显得越来越少，有时甚至不足以维持官员的基本生活。如正统时人陈复，官杭州知府，正四品，为官清廉，卒之日，贫不能殓，其友右副都御史轩輗“倡僚属助乃克殓”。12由于官俸薄，官吏多有以官营商者。对此于慎行表示反对，认为士大夫身自有任，不应与商贾为伍。他希望朝廷能够提高官员俸禄，至少应能满足为官者一家人的生活所需，否则贪官污吏无法消除，即廉洁者想做清官也很困难了。
凡事不劝则无以进，不惩则无以戒，政治尤其如此。于慎行认为，各级官吏是否认真执行国家的法令、履行其分内职责，也即其政绩如何，必须进行认真的考核，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赏罚黜陟。
明代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实为考绩，是按任职年限对官吏进行的行政能力和政绩的常规考察，三年一考；考察则是在特定年份对所有官吏进行的统一考核，亦三年一考。考满和考察均采取层级法，府考核县，布、按二司考核府，巡抚、巡按考核布、按二司，最后由抚、按通考造册报吏部，吏部经再次审核后作为对官吏赏罚黜陟的依据。于慎行很赞同这种层级考核办法，认为这样全面而不紊乱。考核还应全面真实，而不能仅凭主观印象或一面之词，否则便会有失公允，甚至名实完全相反，“用目饰行，用耳饰聪，故上有治名，民或以为厉，下有神誉，上或以为罢，是隔垣之视也，臧否安可稽也？”13
明代中央对边将的考核主要通过监军御史来进行。虽然明代的监察体系非常严密，但有时由于选不得人，御史本身往往贪污腐败，“文吏所欲与，或为施之，文吏或欲取，或为聚之，则察有时昏而刚有时折矣”。14边将与御史相互勾结后，便得以隐败掩过，甚至冒功请赏。因此，监军御史的选任应严格，以求考核的真实可靠。
在考核无误的基础上，应以此为标准，严格赏罚黜陟。明初对官吏犯法的处罚极严，但中叶以后变得越来越松，往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历史上宋代法律甚宽，于慎行认为尚不如明代宽，“宋时，待下有礼，然至于兵败必诛，赃罪必刑，未有姑息迁就以全体面者。本朝无其恩礼，而法亦不行，……赃吏巨万，仅得罢官”。15刑赏不明，廉能之吏无以激劝，贪墨之官大行其道，政治的腐败势所难免。因此于慎行认为必须严格刑赏，“廉能有状，显以不次可也，弗问其资品矣；贪虐有状，辟在刑书可也，弗问其人地矣”。16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奖善惩恶，使政治高效廉洁的作用。　　　　六、结语　　　　综上所述，于慎行从明代后期的政治腐败、吏治混乱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历史的经验，在人才管理上提出了一系列极有创见的思想和建议，其中的某些方面在今天看来也是颇有价值的。于慎行批判了纯用科举的弊端，要求广开门路、多途并举，使有一才一艺者皆为国家所用，这些见解是很好的，但却很难实现。在封建社会，人才的选拔是为了补给国家官僚队伍，并非任何有才能者皆能为官，其实亦不必为官，于慎行未能将知识分子从政治中独立出来对待，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知识与科学不可能获得独立和发展，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出路。在官吏的任用上，于慎行主张慎重选任官吏，根据被选者的素质及所授职位的性质等予以任用，以求得人。这与当时任人唯亲、党同伐异的情况相比显然是进步的。在选拔和使用人才的过程中，于慎行还十分注重对相关者思想品德的考察，这在当时士风萎靡、政治败坏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道德修养的提高一方面在于个人的自觉，更重要的在于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倡导，而明代后期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已经腐化堕落，于慎行的愿望很难变成现实。在官员的任期和待遇上，于慎行提出了调整任期、提高俸禄的主张，这对于提高行政效能、减少腐败有一定好处，其高薪养廉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官员的考核上，于慎行要求严肃认真，考察力求全面准确，赏罚黜陟力求严明，这有利于奖善惩恶、澄清污浊的吏治。
于慎行的人才管理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应肯定的东西，除了前文提及者外，主要是于慎行作为一名政治家，其人才管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挽救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在于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当然这些主要是由于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但如实地指出这种局限性，也是我们评论其人才管理思想的应有之举。　　　　参考文献：
[1]《明史》卷70，《选举二》。
[2]《谷城山馆文集》卷13，《东阿县学岁贡题名记》。
[3]《谷城山馆文集》卷13，《东阿县学岁贡题名记》。
[4]《谷城山馆文集》卷42，《己卯江西程策第三问》。
[5]《谷城山馆文集》卷42，《己卯江西程策第三问》。
[6]《谷城山馆文集》卷4，《送藩伯楚筑傅公上南京光禄卿叙》。
[7]《谷城山馆文集》卷10，《山东乡试录叙》。
[8]《谷城山馆文集》卷39，《九德论》。
[9]《谷城山馆文集》卷39，《九德论》。
[10]《谷城山馆文集》卷8，《贺滋阳武侯六载考绩叙》。　　[11]《明史》卷82，《食货六》。
[12]《明史》卷158，《陈复传》。
[13]《谷城山馆文集》卷41，《乙酉应天程策第二问》。
[14]《谷城山馆文集》卷41，《乙酉应天程策第二问》。
[15]《谷山笔麈》卷3，《国体》。
[16]《谷城山馆文集》卷41，《乙酉应天程策第二问》。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48:12

于慎行的文章理论
于慎行(1545-1608)字无垢,谥文定,山东东阿人,万历朝官至东阁大学士,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史学家。《明史》本传称:“神宗时,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冠。”〔1〕(卷二百十七《于慎行传》,P5739)于慎行不仅以诗歌驰誉诗坛,而且文章卓然名家,时推大手笔,在其生前已有“天下文章在指南”、〔2〕(卷五《寄寿于秩宗年伯》)?“一代文章推北斗”〔3〕(卷六《寄寿于宗伯谷峰六十四首》之一)?的美誉。慎行殁后 ,其挚友、时任东阁大学士的叶向高序其《谷城山馆全集》,盛赞:“发为文辞,皆舂容宏丽,深至委婉,于情事曲折无所不尽,而于气格、词理、意象、色泽无所不工。……自非命世宗工,人巧天工,合流骈出,何以有此?於乎休哉!信著作之大成而熙朝之盛事也。”〔4〕(卷八《〈谷城山馆全集〉序》)?其后,董其昌、钱谦益、张岱、黄宗羲、全祖望诸人无不给予高度的评价。于氏在隆庆初年至万历中期,度过了其辉煌的创作生涯,并形成了系统丰富的文章理论。这一时期,“后七子”渐逝,公安方起而竟陵未兴,文坛新旧交替,风起云涌,各家文论主张至为纷繁复杂。于慎行作为一代名家,其文章理论能够不为门户宗派的藩篱所囿,自张旗帜,成一家言,在我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深入探讨。　　一、对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反思和总结　　于慎行出生后两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复古主义文学流派即开始勃然兴起。他们与“前七子”声应气求,标榜“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主张大历以后书勿读,甚至公然以模拟代替创作,笼罩文坛四十余年,一时天下文士趋之若鹜,鲜有人敢于立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中,于慎行度过了其早期创作生涯。到他晚年,“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已只剩余波流衍,衰态毕露,于慎行目睹其盛衰,对其展开批判,成为当时少数最早对“ 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流弊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的人物之一。其中关于诗歌的言论,尤其是两篇著名的乐府和五古小序,向来被视为于氏反文学复古的代表性言论而广为人所称道, 在我国诗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钱谦益至谓其“箴历下之膏肓,对病而发药”,〔5 〕(丁集中《于阁学慎行》,P548)?已成千古定论。而实则于慎行的论文部分,虽少为人所重视,也多有可观之处,清人顾炎武、金埴、黄恩彤、周天爵等均有所援引。于慎行目光如炬,洞达古今文章之流变,对“七子”复古派的依傍影响、拟议不化、厚古薄今的拟古原则和方法都进行了批评,指明其“形腴神索,表泽中枯”的症结所在,认为文之雅俗固不在复古与否,这就撼动了复古派所由立论的基础,诚可谓是对疾针砭。　　但是,对于于慎行,我们毕竟不能单纯地以王、李一派的反对者视之。他与李攀龙为乡人, 当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四十年(1561),负笈济南时,李攀龙正隐居于白雪楼 ,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与于氏恩师朱衡交好。于慎行似乎不曾有过亲炙其教的机会,但他最亲密的少年同窗于达真,据慎行自己说,却有幸“从其邑李沧溟先生游,先生于当世士少所许可, 独进子冲(指于达真)与语,若将以不朽托之”,〔5〕(卷二十《明故亚中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完璞于公墓志铭》)?几乎成了李攀龙文统的继承人。存世文献虽未见有慎行与王世贞直接交往的记载,但双方都互存善意和尊敬。至于“后七子”外围的重要成员中,如“ 广五子”中的李先芳、吴维岳,“续五子”中的赵用贤,“末五子”中的李维桢、魏允中, 以及“四十子”中的周天球、魏允贞、邢侗、吴稼诸人都与他交谊深厚。于慎行不仅推崇李梦阳、边贡等“前七子”重要人物,对王世贞、李先芳、吴维岳、李维桢等当世诸子的诗文创作也多所推许。而对于李攀龙这位曾经引领一代文风的乡前辈,于慎行尤其怀有深深的敬意,每每标举其为文坛典型,而不吝给予高度的评价,如推许其“为世宗盟”,〔5 〕(卷十七《明故乡贡进士少虚先生赵公墓志铭》)?称赞其诗文为“大雅音”。〔7 〕(卷四《寿李北山先生八十》)?于氏早期的诗文作品中,留下了学习李攀龙的深刻印记。四库馆臣取于氏晚年之论,以为“慎行于李攀龙为乡人,而不沿历城之学”,〔8〕 (卷一百七十二,P1512)?未免有失偏颇。　　于慎行诚然是无法自外于他所处的时代,复古与反复古的文学思想,相为纠缠斗争,贯穿了他一生长长的创作生涯。他为至交朱维京的《朱光禄集》作序,即因此而慨叹:“艺文之绪亦难言矣。”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轻的于慎行代官方发声,即宣言“复古”:“文之以华奇为工者,学不明也,其道在尊经而复古。”〔5〕(卷四十一《甲戌会试程策第三问》)?中期以后,于氏已渐渐冲破七子派复古的牢笼,但是就在作于万历中期的《〈朱光禄集〉叙》中,对于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他也并非简单地一概抹杀,而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肯定:“近代一二宗工,倡为复古,大振先秦西京之业,岂不斐然?”在晚年为知己冯琦所作的《〈宗伯冯先生文集〉叙》中,他说:“近世名家辈出,非先秦西京,口不得谈,笔不得下,至土苴赵宋之言,目为卑浅。而眉山氏家法,亦若曰:‘姑舍是云。’鄙人少而操缦,亦谓为然,久而思之,不也。”〔5〕(卷十二《〈宗伯冯先生文集〉叙》)?可见于氏从“七子”复古派的旧营垒中突围出来,重新审视前代文学遗产的复杂的思想嬗变过程。
不过于慎行到底眼光卓绝,在其早期之作《己卯江西程策第二问》中,对于历代文学遗产, 实已能有相当剀切通达的持平之论:　　文之与时高下,亦若是而已矣。是故五帝之事,若有若无;三王之事,若存若亡。论者犹谓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变,商周丽而雅。又或称虞夏之书浑浑,商书灏灏,周书噩噩,盖取诸六籍,而万世文艺之渊源肇焉。春秋、战国之文,继六籍而作,而其理不及也。然而攻奇饰说,本原百物,极窈窕闳肆之谈,使后世工文者,虽出入万变而未可得易,斯已奇矣。两汉之文,窃春秋、战国之意用之,而又不及也。然而椎雕为朴,反华为质,善叙事理,能得人情,言之精者可以不朽,斯已伟矣。晋、宋、六朝,窃汉之词用之,而又不及也。然而善 ?铸古人之言,以耀光鬻采、霞驳云谲,如登赤城之峤,炫目动心,丽而不淫者矣。唐人窃六朝之体用之,而又不及也。然而沈浸郁,贯穿百家,其词平易尔雅,不为琦辩,虽风骨靡而不振,其韫富矣。自韩愈氏至于宋,变唐人之体而去其辞,而又不及也。然而探赜钩深 ,咀?NC431?道要,刊落华藻而归之本根,虽有芜陋,然其渊源正矣。〔5〕(卷四十二《己卯江西程策第二问》)?　　此篇策问视野宏阔,纵论千古文章,足见在于氏心中,文学代胜,各有千秋,不必偏废。由此种观点,进而推导出反复古的文学主张,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唯其与复古派有如此深厚的渊源,于慎行的入室操戈,才显得格外有力,而且如宋佩韦先生所说:“说话婉转,又不自以为是,其风度尤为人所难及。”〔9〕(P757)?叶向高序《谷城山馆全集》云: “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则沉雄规之秦汉,流畅出入宋唐,乃其取材于昭明之选为多。若概其生平 ,则少年之作以宏富为宗,故近六朝;中岁以后,以骨力为主,故参东西京;至于晚节,则陶洗铅华,自生姿态,又若在昌黎、眉山之间。”〔3〕(卷八《〈谷城山馆全集〉序》)?叶序清楚地说明了于慎行一生文章创作的道路,他转益多师,视野最宽,取径最广, 而才力又足以称之。事实上,于慎行不仅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曾受‘七子’影响的一位过来人” ,〔10〕(《〈宋诗选注〉序》)?他也以“四六擅名”,〔11〕(卷十《四六》 ,P270)?到晚年,又对唐宋文章表示出偏爱。唯其如此,他的文论主张才能洞达古今,而不至于有一偏之见。　　二、宗经和务学　　于慎行是晚明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孜孜求为有用之学,期在经世致用,因此,他既非纯粹的理学家,也非纯粹的古文家。他所理解的“文”多是包涵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性的文和非文学性的文,如说:　　今之文体当正者三,其一,科场经义为制举之文;其一,士人纂述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国上下所用为经济之文。　　夫诏令制敕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夫建白题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献纳也……夫纂述纪录之文,史局所以传信也……符牒檄命之文,诸司所以喻官守也……〔6〕( 卷八,P84～85)?　　在第一则中,文学性的文仅仅附属于“著作之文”;而在第二则中,强调文的实用性、事功性,更无文学性的文的立足之地。于慎行的所谓“文”,仍是杂文学的观念。　　虽然在有些时候,于慎行也会强调“辨体”的重要性,而给予文学性的文以相对独立的地位 ,但是在更多的场合,从内容出发,他显然偏重强调文的实用性、事功性,甚至将其上升到 “关乎政体”、立言不朽的高度,认为“文章、政业,皆本诸心术,不可歧而二也”,? 〔5〕(卷十《〈应天乡试录〉叙》)?而主张正文体。于慎行主事礼部多年,对欧阳修借主持科举改革嘉?文风大加赞许,认为“今之文体,弊亦极矣”,改革文风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需要朝廷政治力的介入,而主事大臣应有“力任其责,身当众怨”的能力和勇气来加以执行。〔12〕(卷十一,P417)?　　隆庆、万历年间的文体变化,是古今文章的一段变迁。传统古文的创作至此已举步维艰,迈入低潮,而小品散文的兴盛则成为其时文坛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丹葩耀林,相形之下, 已无法产生一代新文章的传统古文更是黯然失色。明清时期比较正统的文人都不免屡屡致慨于此,于慎行身当其时,目击文坛现状,亦颇不概于心,在《谷山笔麈》中表述了明确的看法:“文体之弊,大端有四,曰谲而不平,曰驳而不粹,曰巧而不浑,曰华而不实。此皆生于不足,非有余也。”针对上述四种文体弊端,于慎行开出了疗治之方:“夫文者,取裁于学,根极于理。不足于学,则务剽剥以为富,纂组以为奇,而谲与驳之弊生。不足以理,则以索隐为钩深,谈虚为致远,而华与巧之弊生,卒之有而及,无俯而就,有鼓之而出,无按之而应,心力尽于此矣。世方慕为瑰玮之声,卓绝之调,何哉?”〔6〕(卷八,P85 )?他所强调的“取裁于学,根极于理”,其实就是宗经和务学的主张。　　1.宗经　　于慎行在为同年挚友沈懋孝《长水先生文抄》所作序言中,借沈氏之口,对孟子殁后,“韩愈、欧阳修、苏轼之徒宗之以为文;程颢、程颐、陆九渊之徒宗之以为道。此两大派者,迄今学士奉为正摹”〔13〕(《〈长水沈幼真先生文抄〉叙》)?的局面不能满意,但他也无意攀附古文家的“文统”和道学家的“道统”,而试图消弭两者之间的对立。他的欲合文、道而为一的文学思想,乃是要达到所谓“宗孔孟兼左马”的目的,这就不能简单地视作是宋儒以来的“文道合一”论的老调重弹。于氏对文章家的雕章琢句的形式主义固有不满,而他所说的“道”,却也并非像道学家所理解的那样狭隘。他的宗经主张正是其欲合文、道而为一的文学思想的合理延伸。晚明时期,伴随着心学的滋生广流,思想领域呈现出多元活跃的新局面,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思想已遭到严重的挑战和修正,宗经的文学主张不绝如缕。在以评经著名的孙之外, 于慎行也旗帜鲜明地主张宗经,如说:　　故欲使经济之文一出于正,必匡之于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于正,必端之于制举,而欲使制举之文一出于正,反之于经训而后可也。〔6〕(卷八,P84)?　　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陈言既不可用 ,势必归极于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势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厌,则宕而之佛经,佛经又同 ,则旁而及小说,拾残掇剩,转相效尤,以至踵谬承讹,茫无考据,而文体日坏矣。原其弊始,则不务经学所致尔。
故文至今日可谓极盛,可谓极弊矣。川不可障则疏其源,华不可敛则培其根,亦反经而已矣。诚令讲解经旨,非程、朱之训不陈,敷衍文辞,非六籍之语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6〕(卷八,P86)?　　于慎行洞察文风流变,批评当世之文之归极于清空,求助于子史、佛经及小说,而无救其日坏之弊。他认为只有宗经才是培根疏源之方,而有可能使经济、著作、制举之文一出于正。他注意到他的时代正是文风转变的关键时期,其批评指涉当时蓬勃兴起的小品文字,反映出个人的文章嗜好,是其文章观的保守部分。但于氏敏锐地预见到宗经主张对当时文风的反拨 ,这一点却为明清之际的文风转向所证实。这种文论观点仍是以儒家传统为本,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正统文人的观点。于慎行出身孔孟故里,自己正是典型的齐鲁之儒,而一生期在实学经世,对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都不能满意,转而回首原始儒学,追踪孔、孟,以为取资对象。因此于慎行的宗经主张,带有浓厚的地域和个人色彩,在他自己是终身服膺,绝非泛泛之谈。其文章每每引经据典,立言有体,论有根据,中和节度,归于大雅,表现出一种从容典重之风。邢侗谓“先生文章命世,浑厚不斫,居然谟典”,〔14〕(《〈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跋》)?吕坤称赞“公起八代,还诸三坟。鸣镝大雅,振铎斯文”,〔15〕 (卷九《于文定公诔辞》)?都的确道出了于氏文章宗经的风格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时期,师心的文学思潮日趋高涨,在此背景下,于慎行在强调以儒家经典为宗时,也重视主体心灵的自由活动。在《〈济美堂集〉叙》中,他明确指出:“文沿器象而志意管其枢机,理寄缥缃而性灵为之橐。故必陶?经诰,澡瀹神心,荣悴不萦其怀,得失不缠于虑,然后酌理以富才 ,积学以储宝。故能策不羁之轮,轶埃而远御,秉烛照之匠,阅意象而运斤,追琢其章,彬彬可述者也。”〔5〕(卷十《〈济美堂集〉叙》)?所谓“陶?经诰,澡瀹神心”,正表明宗经与主体心灵的自由活动可以是密合无间的,而文章的艺术创作并不因宗经而丧失其主体性,相反会相得益彰。于氏一身而兼名臣、学者、文学家的多重身份,在强调宗经的同时,也预留了文学的位置,而不至于偏废,这是他通达高明之处。　　2.务学　　晚明学风向称空疏荒陋,但身处其中的于慎行却是少数代表学风转向的指标性人物之一。史称其“学有原委,贯穿百家”,他的许多文章,带着浓浓的学术气息,而呈现学者之文的典型特色。当他强调宗经的一面时,于氏对于为文阑入子史、佛经、小说之语大为不满,力求典正雅训,可是当他主张务学时,对于文章出入百家,上下千古,就显露了学者本色,表现出最大的兴趣。因此,他虽偏好《史》、《汉》文字,却推崇《淮南子》能自成一家言,为汉代文章第一,以为“《淮南》论道术,其言有识,不可磨灭,上也;《史记》不号为文, 而其文之妙为千古绝唱,次之;至于夸丽求工,曲终奏雅,薄于技矣”。〔6〕(卷八 ,P86)?至于当代文坛人物的文章创作,他则如此评价道:　　先生(指于慎思)渔猎最博,议论最豪,然其为文,茹古涵今,自立机轴,气骨本　　迁史,体裁出昌黎氏,雄浑渊博,苍然古色。〔5〕(卷十二《〈庞眉生集〉叙》)?　　先生(指于慎言)才高而俊,学博而精,发为文辞,探源《国》、《左》,托体六朝。? 〔5〕(卷十二《〈冲白斋存稿〉叙》)?　　(傅光宅)博闻强志,贯穿百家,落笔千言,词采流丽。〔5〕(卷二十二《明故中宪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金沙傅公合葬墓志铭》)?
其(指朱衡)学无所不窥,为文词雄奥。〔5〕(卷二十八《明故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书镇山朱公行状》)?　　这些人或是兄长,或是师友,都与于慎行谈文说艺,相互引为同道,是曾经深刻影响过其文艺道路的重要人物。在对他们的赞许中,也鲜明地流露出于氏务学的文论主张。　　于慎行十分重视对历代文学遗产和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希望能在取裁于学、出入百家的基础上,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在《己卯江西程策第二问》中,他说:“古之为文者,沉涵百氏,酝酿千古,茫乎泱泱,而不知其门。若夫学一先生之言,读之而可辨也,则下矣。不储学之过也。”到了《谷山笔麈》中,他更指出: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药,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药。何也?古人之文,读尽万卷书,出入百家,惟咀嚅于理奥,取法其体裁,不肯模拟一词,剽窃一语,泛而读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无不有本,此如百草成煎,化为汤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读一家之言, 则舍己以从之,作一牍之语,则合众以成之,甚至全句抄录,连篇缀缉,为者以为摹古,读者以为逼真,此如合和众药,萃为一剂,指而辨之,孰参、孰苓、孰甘、孰苦,可析而尽也。乃世之论文者,以渣滓为高深,汤液为肤浅,取古人之所不为,谓其未解,拾古人之所已吐,笑其未尝,不亦鄙而可怜也哉!〔6〕(卷八,P88)?　　于慎行以“煮成之药”与“合成之药”的区别来比喻古人之文与今人之文的不同,推崇读书破万卷、不知所出而又无不有本的境界,为他自称在创作上的“无所模拟”做了最好的注脚, 充分显示出于氏开阔无比的文学视野和兼收并蓄的学术胸襟,既是他合辞章、学术为一体的个人特质的反映,更是对当时流行的拟古主义的文人之文的有力反拨。于氏本人的文章以学殖为根,斟经酌史,淹贯百家,信笔所至,往往有本有原,即便是模山范水之作,也每有考证文字,这显然与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新派文人迥异其趣。邢侗谓其“若夫六经子史 ,油素杂篇,三唐鼓吹,汉魏椠铅,靡不疏明于胪句,讨其真诠”,〔16〕(卷二十《祭东阿尊师于文定公文》)?黄宗羲称赞其“博赡经世,固是名家”。〔17〕(卷四十一《贺中丞丘泽万公征倭功成叙》)?　　这种宗经和务学的主张在晚明的文学思潮中虽一度式微,却已隐开明清之际汲古返经的文论主张的先绪。但是于慎行毕竟也是深知文章三昧的一代作手,当他有余暇“理艺文之余绪” ,而得以专注于文章自身的艺术性时,他就不免要发出这样的疑问:“原夫人文既兆,作者云兴。含章司契者,握笔而腐毫;覃精研机者,抱策而华首,岂不欲凌厉往哲,驰骛林府, 使文与星汉凝晖而名与金石等敝哉?然或学淹群籍而辞非高俊;或华穷藻绘而理参纯驳,原其命志,气倍前人,及课成功,半折心始,其故何也?”〔5〕(卷十《〈济美堂集〉叙》)?如何将强调宗经和务学的主张与尊重文章自身的创作规律完美地统一起来,而不至于在创作中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这是于慎行亟需解答的重要课题。这样,于氏就因应时代文学思潮的新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儒家正统的文学观念,具体表现为提出了“文以神化”的主张。
三、文以神化　　　　于慎行以“神情”说诗,而反对务为修辞,于晚明诸诗论家外自张旗帜,见解高妙,是对我国传统诗学的一大贡献。与此相似,他的论文,在内容方面虽有崇实黜虚的特点,但一旦深入文章内部,涉及文章自身的创作特点、规律,于氏转能论之以虚,标举“神会”,进而主张“文以神化”。他这样说:　　文章亦有神会,大而天地,小而虫鱼,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无不可以发人之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数寸之管哉?古之制器者,见转蓬而为车,闻风鸣而制律,岂拘拘于形声之中耶?盖必有以神契者矣。〔6〕(卷八,P90)?　　夫文者,以神会者也,得其似而未真,是胡宽之营新丰也;得其真而未化,是优孟之学叔敖也。古有以舞剑而悟书者,入神矣。若乃不求其所以言,而丹青藻绿,惟其色之是肖,不亦远哉?是何也?不会神之过也。〔5〕(卷四十二《己卯江西程策第二问》)?　　于慎行重视文章的感兴问题,认为世间万物,耳目所及,无不可以发人精思,鼓人神魄,实际上是要求作者能摆脱形式上的束缚,自由地抒发己见。他强调作文当以“神会”为本,离形得似,传形之真,进而化之。否则,徒以词藻雕琢为工,都不足以言文章。针对刘知几《史通》“论史之烦省”的问题,他在反驳中,对史家文字的“神”作了更详细的说明:　　夫史犹绘也,善绘者具人之体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摭事之故实而必存其气象。是故词有繁而不杀,事有细而靡遗,欲其一披简书,千古如觏也。公索亡祭牲,录门人致问之词;子罕哭介夫,载觇者反报之语,此左氏之神也。仲连见辛垣衍,则绍介之言毕载;王生从龚渤海,则醉呼之状具陈,此《史》、《汉》之妙也。而子玄略榛芜,一切删去,读之索然,了无神采,是犹操公输之规墨而裁成度索之枝,执神禹之斧斤而沟洫吕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观,何从而睹哉?其失也浅。〔5〕(卷四十《刘子玄评史举正》)?　　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史传文章必于故实之中存其气象,得其神采,始能“一披简书, 千古如觏”。他批评刘知几一味强调文字的简约,会使人“读之索然,了无神采”,失之于浅。　　那么,于慎行所强调的“神”,其特点为若何?在《〈宗伯冯先生文集〉叙》中,他给出了解答:　　天壤之间,有形有质之物未有能不朽者,必化而后不朽。金石之坚,泐且蚀焉而朽;土木之 ,蠹且苏焉而朽,惟毋化也。水之洋洋,代而不息,朽乎哉?火之炎炎,传而不尽,朽乎哉?何者,化也。人心之精,吐而为言,言之伦要,敷而为文,此必有变而之化者,无变而之化,而欲高驰虎视,树千载之标,岂其质哉!……盖先秦西京之文,化而后为眉山氏(指苏轼),眉山氏之文,化而后为州氏(指王世贞)。眉山氏发秦汉之精蕴,化其体而为虚 ;州氏揽眉山之杼轴,化其材而为古,其变一也。世人不知,一以为赵宋,一以为先秦西京,徒皮相尔。……故能不为秦汉者,而后能为秦汉,此则不可朽尔。何者?文以神化者也。　　他主张“文以神化”,因此特别提出“化”的概念,其实就是变动不居、与时俱进的意思。文学创作,唯其以神化之,生生不息,斯可不朽。否则,离开了“神”的统摄,徒留“物之形质”,即便“合之以体”,“模之以辞”,仍只能是“方兴方毁,方新方故,不朽何之” 。他因此批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复古派:“顷者,先正诸公亟称拟议以成其变化,岂非名言?然拟之议之,为欲成其变化也。无所变而之化,而姑以拟议当之,所成谓何?夫酒醴成于曲蘖,而曲蘖非酒也;汤液成于药石,而药石非汤也。有如以酒醴为澉澹而其,以汤液为清泠而咀其渣滓,文而肖是乎哉?”〔5〕(卷十二《〈宗伯冯先生文集〉叙》)?于氏以酿酒和煮药为喻,意在强调学古须有变化出新。化与不化,是文学作品能否获得持久艺术生命的根本分野。于慎行一眼看尽古今文学流变,以“化”论创作,重在揭示出文学这一客观现象的内在发展规律,于是,文学古今优劣的问题得以消解,宗派门户之争失所依傍,而复古与反复古主张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得以调和了,这是他眼光独到,高出同时文论家的卓越之处。　　于慎行论文以虚,主张神会变化,这就显露出了他的文章家本色。他推崇庄子的文章“汪洋浩渺,若断若续,常使读者未易诠解,故是文章家绝技”,〔18〕(卷二百三十七《〈海岳山房存稿〉叙》,P2442)?又称赞“《史记》不号为文,而其文之妙为千古绝唱”, 〔6〕(卷八,P86)?但是他虽不至于完全蔑弃文法,却绝不会斤斤于法度。这就使他主张的神会变化,与“唐宋派”所强调的“神明之变化”〔19〕(卷十《〈文编〉序》)?有了本质的区别,盖后者仍不过是将“法”定义为“神明之变化”。于慎行的批评《史记》文字,因此转能别具慧眼,而为一般讲文章篇章布置之法的论家所不及,如说:
　　《太史公书》多所抵忤,即如《老子》一传,辞语自相矛盾。既曰过关去,“不知其所终” ,又历数其子孙,至汉文帝时仕者名字,其世系谱谍,一一可指。子孙既可考如此,又以为太史儋,而“莫知其然否”,则所谓子孙者,儋耶?聃也?〔12〕(卷一,P8)?　　《史记•屈原传》为文章家所称,顾其词旨错综,非叙事之正体。中间疑有衍文,如论怀王事,引《易》断之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即继之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何文义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则以为文章之妙,变化不测,何其迂乎?〔 12〕(卷二,P17)?　　于氏先进的文章理论和大胆的怀疑精神使他在《史记》这两个聚讼不息的问题上卓有所见, 道人所未道,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即援引其对《屈原列传》的批评。这是于氏远比拘于“ 文章义法”的文论家高明的地方。　　这样,于慎行虽然也高举宗经和务学的旗帜,但在具体行文时,并不拘拘于寻常笔墨间,而能时时于从容典重之外,出之以奇崛之气,神而化之,使人忘其为高文典册,其代表性的散文多能做到这一点。如其名作《〈太保殷文庄公文集〉叙》,清人徐文驹所编《明文远》收入,评曰:“议论瑰玮,有浑浑噩噩之气,而起伏照应,一笔不苟。”〔20〕(《〈太保殷文庄公文集〉叙》)?
于慎行的文章理论,既是其个人文学特质和山左地域文化的反映,也有着时代文学思潮的深刻折射,包涵着系统丰富的内容,在我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慎行既不为七子派的文学复古主张所牢笼,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学”的矫枉过正,能够自张旗帜,拔出流俗,卓然成一家言,促进了晚明文论的繁荣。在明清之际由文人之文向学者之文的演变历程中,于慎行实际上已以其文章理论及创作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忽视了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加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冯琦.宗伯集[M].明万历刻本.　　〔3〕申时行.赐闲堂集[M].明万历刻本.　　〔4〕叶向高.苍霞草[M].明万历刻本.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于慎行.谷山笔麈[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永?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宋佩韦.明代文学[M].宋佩韦等.中国大文学史[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 001.　　〔10〕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三联书店,2002.　　〔1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于慎行.读史漫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6.　　〔13〕沈懋孝.长水先生文抄[M].明万历刻本.　　〔14〕邢侗编纂,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M].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　　〔15〕吕坤.吕新吾先生去伪斋文集[M].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16〕邢侗.来禽馆集[M].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清康熙十九年郑雍重修本.　　〔17〕黄宗羲编.明文授读[M].清康熙三十六年味芹堂刻本.　　〔18〕黄宗羲编.明文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9〕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20〕徐文驹编.明文远[M].清刻本.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49:51

兰台已注史臣名 ——明代著名学者、诗人于慎行
明代讲幄名臣于慎行，童年掞藻，弱冠登朝，《明史》称其“学有原委，贯穿百家”，文采为“一时之冠”，为明代中后期饶有影响的学者、诗人。于慎行，字可远，又字无垢，号谷山，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系明代兖州府东阿县（今济南市平阴县东阿镇）人。慎行祖居北海登州，据史称乃高门之系，祖先于明初徙迁西濒黄河，南傍洪范山水，地势优越、山川形胜的古东阿县城。其父于玭，天质聪慧，十岁能文，弱冠中举，曾任平凉府同知，在任政绩卓然，以节廉著。兄慎言，自幼新颖奇异，垂髫即工诗赋，才思敏赡，十七岁举为省魁，青年早逝，有《冲白斋》行世。
责难陈善 激浊扬清
    于慎行天资颖慧，勤奋好学，自幼倍受家庭熏陶及父兄影响，十岁即通经能诗。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四岁试童子科，郡县皆第一。主考官甚感奇逸，拔冠兖郡，欲隶学宫，以银粮相助，慎行不受。不久,被时任山东布政使的朱衡招于济南，聘福建名儒郑伾为师，与其子朱维京同讲学业。慎行愈加发奋勤勉，磨砺薰蒸，学益日进。嘉靖四十年（1561）（十七岁）举省试第，选六人诡解，慎行首矣。主考御史即邀其赴鹿鸣宴，欲为冠。慎行以未奉父命辞，众皆嗟之。隆庆二年（1568年），二十三岁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先后纂修《肃皇帝实录》、《穆宗实录》、《申戊同考闱》、《穆史》等。神宗即位，改万历元年，晋翰林院修撰，旋即为编纂。《元朝章奏会典》重修，慎行为纂修官，遂擢升充日讲官。
    万历五年（1577年）是神宗嗣位的盛期。也是于慎行升迁顺捷的时期。神宗勤政力学，日御经纬，早出晏休，孜孜不倦。慎行奉命主讲唐史，神宗辄为竦听。神宗曾出示内府御画册二十六幅命慎行等六位讲官分题当场赋诗，慎行分得四题，稍思即咳唾立成。如题《御笔宣庙汀鸟》诗为：“笔底成大造，海鸟若相忘。暮雨汀沙湿，春风岸芷香。柳边迷落絮，云里带飞霜。总为经天藻，长流羽翰光”（见《谷城山馆诗集》），诗成，慎行不善临池，便请同僚代书，并以实相奏。神宗甚悦，遂钦书“责难陈善”赐之，以嘉其诚，一时为词林所羡称，朝野诩为盛事。
    万历七年（1579年），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动辄以首辅之威诟责，甚至凌辱抚臣，专恣不法。居正怒甚，刘台被捕入狱，诸御史、阁臣益畏居正，而心不平。同僚故交多畏嫌避匿，独慎行坦荡，亲往刑部探视。时值居正父殁，按明制应停职奔丧葬父，守孝三年。而拥居正之人，多向其献媚，倡“夺情”之议。居正亦以帝之师，且帝又年幼为由，不肯放权离去，服孝期间仍留朝廷理政，引起朝廷内外哗然。慎行欲偕赵志皋、张一桂、吴中行、田一俊等疏谏居正，后为日讲官吕调阳好言劝阻而未逞。居正闻之甚怒，谓慎行曰：“你我甚厚，也是吾所信之人，何以如此？”慎行刚正不阿，从容自若，正色曰：“正因君厚待于我，故为此相报耳”。居正怫然。不久，慎行遂以告病乞休。里居三年，万历十年（1582年）应召入京。起故官、旋即晋左谕德，日讲如故，同讲者六人，多为同年。不久居正病卒。后有御史李植等人极谕居正之党羽徐爵、冯保挟诈、通奸诸罪。神宗执冯保、徐爵皆诏狱，尽籍其家金银，珠宝钜万计。神宗疑居正多蓄，继言官亦劾居正。神宗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封谥。居正诸所引用一削殆尽。命司礼张诚及侍郎丘木舜偕锦衣指挥往籍居正家。慎行迨书丘木舜，言尤激切，谓：“江陵尝有劳于国家，是非功过当为别白。又言，江陵老母在堂，孤少不吏事，覆巢之下，颠沛可伤。请于明主，乞一聚庐之居，立锥之地。宜推明主帷盖之恩，全大臣簪履之谊。”纚纚千言，极其恳挚。皆敬佩其宽阔之度量、坦荡之胸怀。又连同申时行等同僚疏谏缓之。后神宗诏留宅院一所、田十顷赡其母。万历十四年（1586），慎行即由侍讲学士晋礼部右侍朗，转左，后改吏部掌詹事府。继而，升迁为吏部尚书。万历十七年（1589），擢升礼部尚书，兼学士。
    慎行明习典制，疏清册立，请郊祀、祷雨及宗藩条议诸大典，多由其裁定。神宗嗣位，万历改元，欲将穆宗之神主升祔，仁宗之神主祧迁于后。慎行冒昧疏谏谓之非礼，作《太庙祧迁考》，言："古七庙之制，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刘歆、王肃并以高、曾、祖、祢及五世、六世为三昭三穆。其兄弟相传，则同堂异室，不可为一世。国朝成祖既为世室，与太祖俱百世不迁，则仁宗以下，必实历六世，而后三昭三穆始备。孝宗与睿宗兄弟，武宗与世宗兄弟，韶穆同，不当各为一世。世宗升，距仁宗止六世，不当祧仁宗。穆宗升祔，当祧仁宗，不当祧宣宗。"引晋、唐、宋故事为据，其言辩而核，识者均悦服其通达礼制。壬午年，万历十年（1582），南畿举士有挂议，神宗令复试。沈鲤以嫌避之，诸臣莫敢裁决，惟慎行衷之，立轩五人，轾一人。众皆贴服。戊子年畿试议郎高挂，挂举者八人。神宗命复试。试之日廷议哄然，经慎行调停乃解。
    神宗即位后，三宫及各院贵妃，均无后。神宗常往慈宁宫，与王姓宫女私幸及至有身。万历十年四月封宫女为恭妃，八月生常洛，为皇长子（后为光宗皇帝），此后相继生常洵、常治、常浩、常润、常瀛等皇子。及至万历十八年，未立太子，朝野内外议论纷纷，猜测郑贵妃欲立己子。臣等交章言及，交谪相踵，而言者不止，致神宗深厌苦之。万历十八年正月，慎行疏请早建东宫，出阁讲读。此时神宗意已默定，而不欲人言。慎行册立最恳，章无虑，十余上。神宗怒，屡旨诘责。慎行不惧威慑，激言，“册立，乃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神宗益不悦，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慎行屡持之愈坚，至自劾乞罪，回归故里，神宗不允，复九次奏章方允。于万历十九年十月（1591），赐金币驿归。慎行归卧故里后，筑庐于黄石山庄，谢客归隐。万历二十九年始立常洛为太子，号光宗，慎行闻讯即赋《恭闻东宫礼成志喜》诗：“午夜前星跃禁林，龙楼紫气晓来深。当年苦竭愚臣悃，此日真知圣父心。阕塞烟消休战伐，江湖春至起讴吟。瑶图亿万高皇统，只有神灵护至今”。慎行家居十余年，屡有朝野举荐，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诏其入京，复掌詹府事，仍疏辞不就。万历三十五年（1607），朝廷推阁臣七人，首为慎行，加封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辅政。再辞不允，便遵旨入京。此时已疾病缠身，觐见皇帝廷谢时，已拜舒缓，自具疏请罪。神宗以温旨相慰，令亟视事。一日忽草遗疏辞职，长叹：“吾终不能报国矣。”更数日，于十一月十三日，溘逝于京师官邸。卒年六十三岁。
    殁后钦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定公。赐金币，遣大司马萧太享护送灵柩于东阿。赐茔地於大山监山洪范之原。上谕《祭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公于慎行文》郡邑皆祀悼。学宫两台使者，复下檄专祠祀之。
    慎行虽身居高位，而平易近人，敦伦俭朴，乐善好施。在宫中侍讲十四年，所得皇上赏赐的锡贲精鏐、实楮金符、文绮采扇、绣带诸物，多分给族属、民众或益置祠田、或为人排难急困，往往不吝。故囊中尝无余财。乡邑如遇较大利害，如条编、徭役、灾情诸事，抵掌论说，无所违避。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传、赠、送诔祝之类，无不欲得于公一言。即是羔雁填门，亦择而应之。
鉴古喻今 识微见远
    于慎行是明万历时期的一位刚正不阿、清正自持的名臣，又是一位学识渊博、著述等身的学者和诗人。慎行仕途四十余年，十七年放闲归里，起居俭朴，性尤好书，专心读经史，常夜分诵读，至老不倦。考究历史，勤于著述。流传于世的有《谷城山馆文集》（42卷）、《读史漫录》（20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还有《谷山笔麈》、《春曹奏议》、《经筵讲章》和《兖州府志》等。皆宏博精窃，成一家言。次第流传于世。
    于慎行归卧黄石山庄十七年的漫长岁月，是以读书著述为事度过的。《谷山笔麈》就是赋闲时期的一部精典著作。生前曾有抄本流传，卒后于万历四十一年由其门人郭应宠整理付梓，明天启五年（1625年）由归德沈域整理再刊。全书共十八卷，近二十余万字。主要以散文形式，考溯源流，持论严谨，记述了明朝万历以前各代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诗文、礼乐、释道边塞诸事，亦兼及明前汉、唐、宋、元诸朝的史事。其中关于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朝廷内阁的党争、排挤、倾轧及官场弊端多有针砭，于士大夫之寡廉鲜耻亦有影射。史料多出自作者亲历或耳闻目睹。对于明史的考究尤多参考价值。书中对制典、国体、藩封恩泽、相监臣品、经子典籍、谨礼建言、诗文理略、杂解杂考、琐言梦语等多有论述，篇目题材广阔，文笔精粹，无循经蹈古之空洞阔论，识力议论深刻，分析精辟。
    《谷山笔麈》评论历代史事，言说兴亡成败，事例精粹，语言简练，臧否人物亦痛快淋漓，无隔靴搔痒之弊。其中对为官之道、做人之本，分析精当，可圈可点。琐言中写道：“士大夫处世应绝‘四语’，一曰耳语，一曰目语，一曰手语，一曰足语。口占嗫而谈者，私也。睇笑而谈者，险也。握手而道者，伪也。蹑足而告者，昵也”。又云：“言堂满堂，言室满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是也。在处世准则上曰：视亲如疏，则亲可常保也。视急职缓，则急可屡谋也。有人德於吾，吾毋忘之也。吾有德於人，吾应忘之也。吾有怨於人，吾毋忘也”。在论述为官之道时说：“大臣之义在於体国，小臣之分在於守官。何也？大臣位尊寄重，与君国同其休戚，如吏、兵之会推，礼曹之会议，刑曹之会审，凡大赏罚，大典礼、无不使六卿共之。凡钱谷，甲兵、礼乐、刑名、各守其官，以承其长，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其官尽矣。为大臣者，不惟不当有保位之心，即保名之心亦不可有。即有利害之说，则有所趋避。毁誉之说则有所顾忌，则其志不行不利于国家社稷”。在论君臣之间关系时谓：“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论述权、利时曰：“何谓权？谓权之谓义，取类权衡，若重其所轻，轻其所重，则非权矣。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较量其亲疏，权也。修身而齐家，齐家而治国，斟酌其厚薄，权也”。又云：“剥民而奉上，损下以利上，利于君而不利于国，利于国而不利于民，皆谓之怀利，非仁义也”。
    慎行论史，拔流超俗，时有卓识闪烁其间，譬若他之论治国理政：“治国之道，既行仁治，又纲纪严明。宋时上对下有礼，然，至于兵败必诛赃罪必刑，未有姑息迁就以全体面者。而本朝上对下无其恩礼，而法亦不行。甚至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实为纲纪松驰。慎行即此试一事例：万历四年十月，山东抚臣奏、昌邑县令孙鸣风，居官贪鄙、窃取帑金，及迁官去任，道中榷吏卒金，人二两。神宗御览其疏，持示辅臣张居正，且喜且怒，曰：‘道榷吏金，与盗何异。’居正奏曰：‘方今法纪粗张，而贪风未止，若要天下太平，须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须是官不要钱’。神宗曰：‘先生言是，昨览其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其无耻如此？’居正覆奏：‘此人惟自恃进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后皇上用人，惟当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资格。若奉法守分，不肯要钱，就是异途下僚，亦当显擢。若贪赃、坏法，不守官常，即高第贵游，亦当重处’。”
    《笔麈》一书行世，士林交相赞誉。与慎行同为词林之冠的冯琦，称《笔麈》云：与先生谈论古今，扬于文艺。聆其言如惊河汉，韪其识，如陡泰岱而望吴门。先生归卧东山，益得其闲，讨探当世得失之故。《笔麈》则朝家之典章，人物之权衡，经籍、子史、礼乐、兵刑、以至财赋要塞之区。耳目睹闻之概，纤悉具备，而又综二氏之异同，考四裔之源委，运折衡於寸管，总经纬之毫端，信经国之大业。其意托寄远而切磨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於座侧者。
    《读史漫录》一书是于慎行一生诸多著述中的一部力作。全书共二十二卷，内容闳阔，上起伏羲、商周、齐晋、战国、秦汉，下迄六朝、唐、宋、辽、金、元，概括了历代的发展轮廓。记事与论断寓于一编之中，谓文直事核，可为实录。于慎行涉足仕途正是明朝后期。万历时期，朝廷朋党纷争，君主罔顾国事，朝政日驰，无岁不灾。天下乱象已形，人民乱心已萌。这也正是于慎行乞休谢政居闲期间。他素励情操，心胸旷达，身处逆境，仍力学不倦，勤于著述。他书通五车，尤孰於史，且对历史考及精详，深得要领，故能以其超凡的才能和卓识远见，写出了《读史漫录》这一鉴古垂今的史学力作。他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纵观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与消亡，得出了至精至切的见解，找出其成败兴衰的真谛。书中褒扬了勤朴俭洁、滋育息民、勤政任贤的开创明主，鞭挞了穷奢极欲、匮诎惘政的昏庸之君，赞颂了直陈义节、廉洁清政的清官，抨击了招权纳贿、肆意凌虐的赃吏。他在论述中提到：“自古创业之君，恶衣菲食，身先俭朴。而亡国之主，多是穷奢极欲，丽靡万端。有纵欲稔恶，毒痡海内。亦有仁柔衰弱，不能自振，以至亡国者”。他以汉为例，“汉高祖（刘邦）规抚阔大，苞络无遗。光武（刘秀）矩度精严，缁铢不夹。光武好经术，而高祖不好。光武善将兵，而高祖不善。光武习吏事，而高祖不习。光武能保全功臣，而高祖不能保。光武能绝嗜欲，而高祖不能。以此言之，光武优矣。光武创业之主，气局宽大，不事局促，然其勤政任贤，谨守法规，有守成之矩”。于慎行将朝代兴衰精辟地喻为四时运转之气：“一代之气，正如四时。开创守成之主，恭已节约，轻刑薄敛，以滋育培养，才可元气盎然。如汉之文景（即汉文帝、景帝）唐之贞观，宋之太宗，于时春也。物亦既盛，文明日侈，人主抚盈成之乐，享熙洽之庥。务为张皇予大，以明太平，于是封禅祷祠，土木征伐之役。穷奢极欲，尽发天地之藏，以耀耳目。如汉之武帝、唐之高宗、宋之真宗、徽宗，于时夏也。文明既盛，物力亦诎。乃始补苴蓘益，节制谨度，以名法克核。收合煨烬，渐近敛藏。如汉之宣帝，唐之宪宗，于时秋也。浩荡之后，骨髓既空，克核之余，六合亦损。于是上下萧条，公私匮诎。如汉唐之末，于时冬也。此皆天地自然之气，点移密运而人事之得失从之。至于斡旋化机，消息运气。在圣贤豪杰必有参赞之机，而天运有可回者矣”。
    明万历进士谢肇浙，在《读史漫录》的序中感慨万端地写道：浙不佞阅《读史漫录》而叹，文定公志业未竟也！史者上下数千年间，纸上一陈迹。其中理乱兴衰，繇时人事之变，山川扼塞，纪纲法度之具，汉之节义，唐之诗赋，宋之理学无所不兼。天命之去留，人心之淑慝，疆场情形，制度沿革，党锢宦官，夷狄之祸亦无所不有。文定公忧之也，使读者鉴之远，计之长，读其书，想见其人也。
振藻艺林 蜚声文坛
    于慎行以其绝世之才，自幼通经史，弱冠即入史局，二十岁已蔚然成家。学识渊博，颇富文采，是明代后期饱学而多才的文学家。继明嘉靖、隆庆期间著名文学家、诗人李攀龙、殷士詹、边贡等人之后，神宗时词馆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之冠（见明史）。几十年，不论莅任勤政，还是闲居东山，均徜祥考盘，撰述日富。归卧故里，仍不拘囿宴乐苟安的无为生活，孜孜矻矻。以读经史为事，以著述为自娱，可谓才宏学博，诗文并胜，著述满橐。
    其诗作长篇短什，萃荟成集，有《谷城山馆诗集》行世。慎行卒后，由门人郭应宠偕同慎行之子于纬整理付梓。全集共二十卷，诗一千百余首，洋洋洒洒数万言。包括悯时忧势，报国息民、抒情咏志、送别赠答和山川名胜、宫廷盛事、应制之作等，除古乐府外，多是五、七言古诗或律诗。七言见多，且善于长诗。他诗才敏捷，应对机灵，言谈风趣，尤喜谐谑。其诗如其人品，园稳整赡，清纯练达，淳美生动，宏深奥衍。万历十八年，因屡谏册立太子事与神宗犯颜而引咎乞休，回归故里后，赋了《卜筑黄山别业》的诗：“归来四壁故依然，卜筑桃源别有天。种树新移彭泽柳，买山旧赐水衡钱……”表达了襟怀旷达、淡泊名利的为人。野外散步，举目远眺大山监 山“烟雨”，便成“朝为山上云，慕为川涧雨。变化在君心，然疑不得语”的五言绝句。他的诗，虽无李白之豪迈奔放，气势磅礴，却从笔法简净、清丽婉转之中，流露出慷慨悲怆、幽郁落寞之感和忧朝虑政之意。于慎行的一生，不论在仕途官场还是布衣庶民中间，都能严以对已，宽以待人，广结善缘，因此素有人望。里居期间，京城同僚及四方官员，过东阿者，无不造庐请谒，慎行多以病谢。同僚中交往深密者有沈鲤、朱可大、冯琦、贾石葵、叶向高、邢侗、萧萧太享等十余人，最知契者莫如归德沈鲤。他的《诗集》中与同僚至交之间迎送赠答的诗即有一百六十余首。《候将军过访黄石山庄》诗云：“谷城山庄旧田家，坐客开樽对晚霞。种秫新醅陶令酒，为园近接邵候瓜。”格调苍劲，清新淡雅，不尚词藻，意尽即止。以其平淡和粹的诗文，表达了虽居故里，仍过着闲适而又安祥的田园生活。于慎行毕竟是饱学之士，学识渊博，气度非凡，即是身处逆境，仍心系朝廷兴衰，坚守“努力事明主，庶今泰道昌”的信念。归卧期间，得知朝廷檄文修史的讯息后，辗转反侧，夜不入寝，感触万端，赋《部檄以修史趣上》感怀诗一首：“当年束发侍承明，一卧东山岁月更。筑室还临芳草路，趋朝犹犯禁钟声。愁边四壁家如旧，病里三更赋未成。传道长安飞诏下，兰台已注史臣名”。这几句诗道出了他忧朝虑政，想回京城参与朝廷修史使命的心思。
    他在归卧的十几年中，除勤学、著述外，间或出游，近则大山监  、天柱、云翠、虎窟，远则岱宗、灵岩、华不注、邹、峄等山，及洪范、趵突、明湖及汶、济、洙、泗等名泉胜水，留下了众多诗章，以其清丽的笔触，抒发了对故乡景物的热爱和眷恋之情。
    于慎行的诗以七律见长，也有不少铺张叙写的长诗，甚至几十韵，百韵也不少见。都具有清新质朴的风格，既富有词藻，艳丽婉转，也不失和雅清淡，素练轻纤。他的游泰山《日观峰歌》全诗三十二韵，上下气韵贯通，可谓字字珠玑，句句炙口。他的诗，不少是为时为事所写的应制之作和纪行述感的诗作，既实济时用，又格律工整，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字技巧。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世代传诵，为人们交口称赞。明万历赐进士礼部尚书叶向高称颂：“文定公以绝世之才，负奇握瑾，振藻艺林，弱冠辄一鸣惊人。藻润隆平，高文大册，蔚然已为词林冠冕。其诗文之词皆春容宏丽，情事曲折，无所不尽，气格词礼，意向色泽，无所不工。余反覆读而论文，以为文则沈雄规之秦汉，流畅出之宋唐，乃取材于昭文”。清乾隆《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昀，编纂于《诗集》时赞叹：“明于文定公的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气韵贯通，以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缅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矣”。
    于慎行在里居期间，还应兖州知府易登瀛、卢学礼二公相请，从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三年时间编纂了明代《兖州府志》。于慎行主持编修的这部充州府志，包括现今山东省济南、聊城、济宁、菏泽、泰安、临沂、枣庄七市所辖三十余县、区。这部《志书》的编纂，体例严谨，资料翔实，考证精确，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尤为丰富，堪称明代方志中的杰作。对于明代期间政治之沿革、风俗之隆污、食货之盈缩、赋役之繁简，皆可考而镜也。它的文学与史料价值，不仅高于此前之明《志》，比之后来清代康熙年间的《兖州府志》也有许多优长之处。据《中国地方志综录》载：日本国宫内省图书寮亦藏有明代《兖州府志》。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50:32

于慎行的君道观与臣道观述论
君道指君主应遵守的一套行为规范，包括修身，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臣道指
    大臣应遵守的一套行为规范，包括修身，处理臣君关系、官民关系等。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君主是政治权力的中心，君主对王朝的兴衰更替起着关键作用，但君主的意志是通过臣僚来贯彻的，臣僚对君主乃至王朝的兴衰更替也能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君道与臣道。《孟子》中就出现了“君道”、“臣道”的表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荀子》、《说苑》、《贞观政要》中有《君道》篇。《荀子》中有《臣道》篇。另外，不少的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君道、臣道的论述。明朝大臣于慎行（1545-1607）在研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的过程中，写下了《读史漫录》一书。该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主要评价自远古至元朝的事件及人物。 “阐述历代兴衰治乱之由，与为君为臣之道，纵论君子小人之分，与为公为私之别，意在借古喻今，‘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大旨不外希求君明臣忠，行仁政，奖节义，斥小人，亲贤良，惩贪养廉，勤政爱民。”（《读史漫录》，齐鲁书社，1996年8月版，P2。以下凡引自此书只注页码）在评价历史上一些君臣的过程中，反映了作者的君道观和臣道观。本文将对此略加评述。
一
    在于慎行看来，作为国君，应遵从哪些行为规范呢？
    （一） 立纪纲。纪纲指法制；伦常。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纪纲的建立与完善。《礼记·乐记》：“纪纲既正，天下大定”。于慎行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纪纲的传统，认为，如果纪纲瓦解，即使再英明的君主对治理国家也无能为力。立纪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他说：“天下治乱，惟纪纲……如王纲解纽，太阿倒持，虽聪哲之主，坐拥虚器，无可奈何，其所由来者渐矣。欲察天下之治乱，舍纪纲其奚以哉！”（P316）他把纪纲比作人的元气，“善理身者，不恃疾病之可除，而恃元气之无损，善理国者，不恃强国之无警，而恃纪纲之不弛，则延年永命之道也。”（P320）
    于慎行认为，纪纲不立，封建王朝就失去了根本，到一定时期便会出现积重难返的局面，他举例说：“国之将亡也，如人元气已丧，形神不固，百病交作，莫知救疗。攻之于阳，则病发于阴，攻之于表，则病发于里，何者？其本病也。桓帝愤梁冀之横，而与宦官图之，冀诛而权归于内矣；何进愤宦官之乱，而召外兵诛之，内靖而权归于外矣。总之，乾纲不正，太阿倒持，不彼则此，不左则右，国事至此，何可为者？观治乱之原，不可不深求其本也。”（P120）
    于慎行指出，元朝初年即出现了吏治腐败的现象，主要是因为纪纲不立。他说：“自三代以来，开国之主，未有即以理财为急者。而胡元初有天下，理财之臣，如卢世荣、王文统之流，相继进用，搜刮钩考，中外驿骚。岂以世祖雄图，甘为末世之政？固有以也。元自太祖以来，上下无纪，勋臣贵戚，擅兵专柄，攻城下邑，帑藏仓庾，公入私室，甚至连州跨郡，奄为己有。利归臣下，公家匮诎，不得不取足于榷会。而一二掊克之臣，因得售其奸术，以中人主，此固不在理财，而在纪纲不早立也。”（P501）元朝的速亡，也是纪纲不立的结果。“元自世祖统一，诸帝相传，类皆中才之主，非有淫虐悖乱，失德之事也。亦能响用儒雅，兴起文教，颇采先王之法，以变旧俗，亦非有倾覆危乱之机也。惟是立国以来，朝无纪纲，国无章程，上无家法，下无职守，大臣可以杀亲王，妃后可以笞宰相，太子可以阻兵，诸王可以衡命。国师之体，与人主同尊，将相之体，与奴隶无异，其鄙朴狙犷之风，与女真、契丹已自悬绝，况于中华之声教乎？所谓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P514）
    （二） 慎用人。各封建王朝的官僚体制虽有所不同，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确是相同的。在这种体制下，再英明的君主也需要一大批臣僚的辅佐。君主用人得当，可以建立政权，巩固政权。于慎行曾将汉高祖和光武帝进行比较，发现二人之所以取得天下其原因有许多不同，但也有相同点，其相同点之一便是善于用人。指出二人“至于任贤使能，蠲苛除暴，其得天下之心一也。”（P99）用人不当，则会导致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于慎行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举例说：“山东诸侯，西面而与秦争权者唯齐耳。当君王后在位，与秦结欢四十余年，国不被兵，以五国为之蔽也。后胜相齐，受秦间金以事秦，诱王不修攻守之具，不助五国攻秦，以故秦无东顾之忧，得肆力于五国。五国灭矣，秦亦奚爱孤国，而与之为东、西帝邪？故亡齐者后胜，非秦亡齐也；亡赵者郭开，非秦亡赵也；亡吴者伯嚭,非越亡吴也。小人贪秋毫之利，而忘丘山之祸，以至丧国亡家灭宗绝祀，皆起于一念好利之心耳！彼其始受秦越之间，以为偷得锱两，为旦夕之谋，岂虞其祸之至此烈邪？”（P26）
    在封建社会，选拔官僚尤其是高级官僚的权力掌握在君主手里。是否善于任用有才能的人？如何选拔人才？就成了君道的重要内容。于慎行已经认识到，君主的爱好和治国思想影响了其选拔人才的标准，所以，同样的人才，在不同的君主统治时期会有不同的境遇。如“汉文帝好黄老之言，以‘无为’为理，故于礼乐制度，谦让未遑。即一时才博善画之臣，如晁错、贾生，多言更定法令，帝皆奇贵其人，而不用其画，此其所以致治也。使晁错、贾生当武帝之时，言安有不用者哉！故人主有能听言，有能不听言；人臣有能进言，有能不进言。当可以有为之时，能听者治；当可以不为之时，能不听者治。当众人不言之时，能言者贵，当众人皆言之时，能不言者贵。吁！此未易为一二浅夫道也。”（P46） 
    于慎行认为，君主任命的宰相等高级官吏，只有亲历民事，具备了治理地方的经验，才能承担治天下的重任。他指出：“尝谓宰相之职，上佐人主，下总万国，必当亲历民事，知钱谷刑名之详，然后可以赞理万几，不涉悬断。故汉唐以来，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以文学侍从，不出禁门，而进宅端揆，任天下之重者。汉宣以箫望之才任宰相，欲试以政事，乃从少府左迁为冯翊，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试之于三辅。此宣帝任相之法也。天下之事，百闻不博一见，百知不及一行。虽有圣人于此，使以己之所闻而制人之所见，以己之所知而裁人之所行，必不及矣。故一邑一郡之事，即天下之事也，非若一官之长，司其所守而已。人有历一郡一邑，则天下之事，无不出其所历，其视握六寸之管，而悬治万里之命者，相去何如哉！”（P77）
    于慎行主张，高级大臣要选那些敦厚之人担当。他举了汉朝的例子加以说明。“卫绾以戏车郎得幸，位至三公，终无可言，景帝以为敦厚，可相少主。此有深意，如高帝之用绛侯，孝武之用博陆，皆此意也。夫相少主何取于敦厚哉？辟人家养儿，求一阿保，必择年长朴实之妪，以儿委之，何也？其志颛也。若少年妖冶，其志必不在儿，敢以付之邪？”（P51）
    于慎行主张君主用人要论功行赏，而不能论亲行赏。他对汉武帝的做法进行了赞赏，对汉安帝的做法进行了谴责。因为“卫青大败匈奴而归，武帝使使即军中拜为大将；邓骘出屯汉阳，为羌所败而还，安帝亦使使迎拜大将。胜败殊辙，而恩数一轨，怙宠恃权，恬不愧畏，汉政之不纲，始于此矣。”（P111）
    于慎行认为，君主对选用之人，要充分信任，忌猜疑。发现问题，要直言相告，命臣僚改正，这样可以避免君臣之间的隔阂和将矛盾激化。他特别摘录了唐朝李德裕劝戒唐武宗的言论，并进行了分析。“德裕告武宗云：‘先帝于大臣，好为形迹，小过皆含容不言，日积月累，以致祸败。兹事大误，愿陛下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当面诘之。事苟无实，得以辨明；若其有实，辞理自穷。小过则容其悛改，大过则加之谴责，如此，则君臣之际，无疑间矣。’此一段切中人主猜疑之弊。君之于臣，犹父之于子，喜则色笑，怒则呵责，及其能改，旋亦复初。若乃外示含弘，内为藏宿，非君道也。所以然者，正由明有不足，故不能断，既不能断，则不能忘尔！”（P316-317）
    （三） 善纳谏。君主不是全知万能的，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需要集思广益，需要臣下指出其错误。君主纳谏的程度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存亡。善纳谏是君道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慎行对历史上那些善于纳谏的君主进行了赞赏。他举汉朝文帝的例子加以说明：“文帝闻张释之论上林啬夫，以秦事为比，即召参乘，徐行。问秦之敝，具以质言。闻冯唐言廉颇、李牧，怒如禁中，良久，复召唐，使毕其说。顾治之君，听言纳善，惟恐补不及如此。”（P48）“汉文过郎署，与冯唐论将。唐言云中守魏尚，即召尚复以为云中守。问田叔以天下长者，叔言云中守孟舒，即召舒复以为云中守。两人事甚相类。文帝之受谏求贤，可谓有帝王之风矣。”（P48）作为君主，对那些明哲保身，不发表个人见解的大臣则应加以罢免。于慎行特别赞赏唐宪宗的做法：“李洚、李吉甫为相，数以议事不合，争于上前，而权德舆居其中间，无所可否。宪宗不厌二李，而鄙德舆，遂罢其相，此真英主之见也。夫人臣甲可乙否，意见不叶，虽非国家之利，然犹有所问难往覆，以开人主之听。若乃容容默默，无所建明，此真伴食之徒，何益于国？宜为人主所轻矣。”（P200）
    于慎行认为，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治理国家，君主不仅要征求朝中大臣的意见，也要征求那些已致仕的贤能大臣的意见。他举例说：“董仲舒罢官，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赵充国以老罢政，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古之重旧臣如此。”对明代对待元老重臣的态度他进行了批评：“今世公卿大臣，得请里居，则阙廷万里，邈不相即，安有使命及门，临问大政者耶？此无异故，士大夫以趋仕逐利，不重于人主，而上以敝屣弁髦视其臣也。亦薄矣哉！”（P80）
    （四） 常恤民。于慎行并不反对刑法，但与推行仁政比起来，他更强调后者，他奉劝君主实行仁政，推行恤民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人和”，才能建立政权、巩固政权。他认为刘邦与项羽进行楚汉战争，刘邦之所以取得胜利，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汉王入关，约法三章，父老以牛酒劳师，惟恐不为秦王。及项王一入，即坑降卒二十万，焚烧宫室，火三月不灭，此固已关成败之数一矣。”（P34）他对西汉实行的恤民政策大加赞赏。“汉文振贷之令，八十以上，月赐米、酒、肉，九十加赐帛絮，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吏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职者督之。此三代之法也。天下事惟患以虚文应塞，如此良法，若得其人，以实心奉行，王道可兴。”（P44）“汉武以山东大水，郡国仓廪，不能救振，乃徙贫民关西，及充朔方以南新泰中七十余万，衣食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此虽非良法，然能虚府库之藏，以业贫民数十万，亦三代以后，所不多见也。”（P64-65）于慎行反对对民众剥削过度。对那些能轻徭薄赋，体察照顾百姓生活的君主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举例说：“惠帝三年，城长安，发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作三十日而罢。五年，又发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作三十日而罢。凡十四万人，作两月而城成，可谓省矣。”（P43）汉代规定：“‘民有产子，复勿算三岁’。至章帝，又下诏，令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 于慎行评价为：“汉时法度，犹有三代遗意。”（P107）
    （五）严执法。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有远见的君主总是尽量按国家颁布的成文法处理问题。如果君主带头不执行法律，法律就失去了信誉，朝政就必然混乱。可是在历史上，君主有法不依的事情屡有发生，于慎行对历史上发生的这类典型案例进行了评述。他说：“自古昏庸之主，未必尽呆愚无知，皆由不断耳。如封諝、徐奉事发，灵帝诘责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郎中张钧上言：张角‘兴兵作乱，皆由十常侍父兄、子弟，典据州郡’，贪利害民所致。帝以其章示十常侍，皆免冠徒跣，乞自致诏狱，乃诏冠履视事如故。帝既知其情，彼又伏其辜，尚何所疑虑，而忍之不诛？知而不法，甚于不知也。”（P127）他还指出：“夫庆赏刑威，帝王御世之大柄也。故有功必赏，有罪必刑。然功而有罪，则有议功之典，贵而有罪，则有议贵之法，未有曲为迁就，以赏为辱者也。”他对汉文帝、唐太宗处置违法大臣的做法给予了尖锐批评：“汉文帝之愧张武，（《汉书·文帝纪赞》：‘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唐太宗之愧长孙顺德，（《唐书》：‘顺德以受赇，为有司劾发，帝因赐帛数十，愧切之。’）失刑赏矣！张武诚故旧有功也，以功议之，顺德诚贵而亲也，以亲议之，法虽不行，而愧在其中矣，奈何以赏辱之！太宗曰：‘彼有人性，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此非御下之言也。……夫天下之顽钝无耻，至于大辟，禁之犹不能止，今詈以禽兽而慨之不杀，则事有大于受赂者，亦将甘心于禽兽，而免刀锯之刑矣。人主将何以操天下之命邪！”（P210）
    （六）匿好恶。在封建社会，君主的好恶一旦显露便会产生极大影响。这些影响有些可能是消极的。其最大的消极影响可能是有些大臣会投君主之所好，迎合君主，影响君主的视听，导致国家政策制定的失误。于慎行对宋朝大臣富弼劝戒宋神宗的话深表赞同：“神宗即位，首召见富公，访以治道。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恐奸人得以附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皆得其实矣。’此虽预为安石所发，要之帝王御下之道，无出于此。有至虚之心，则不为意见所使，有至公之心，则不为爱憎所移，而后可以待人之功罪，行己之诛赏。此即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体，天德王道，一以贯之者也。彼申韩之学，所以操主术，伺下情，其形亦类于此，而本原之地，非出于至公至虚之心，不过以法术为治而已。此王霸之所以分也。”（P425）
    （七）节声色。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贪恋声色导致朝政腐败乃至亡国的例子屡见不鲜。于慎行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赵武灵王，七国之英主也，以胡服变俗，并有中山、代北之地，其雄才大略，固有并吞六合之气矣。及其得一吴娃而不能自制，遂废太子而立吴娃之子。及吴娃之死也，又怜故太子之诎于其弟，而欲两王焉，遂及于难。夫以万乘之主，而饿于环堵，探雀鷇而食者，以衽席之爱故也。才足以辟地兼国，远迹振业，而不能割爱于妇人，声色之移人，固若是哉！”（P22）至于唐朝的唐玄宗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以致导致安史之乱的例子更是尽人皆知。于慎行认为，从直接原因看，安史之乱是杨国忠导致的，但深层原因则是唐玄宗迷恋声色的结果。他对此评述道：“安禄山之反，国忠激之也，哥舒翰之败，国忠成之也。国忠之所以擅主，徒以贵妃耳。一妇之宠，至于亡国！”（P251）
二
    在于慎行看来，作为大臣，应遵从哪些行为规范呢？
    （一）利国家。在封建社会，评价一个官僚的标准有许多，但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其行为是否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于慎行对历史上那些一心为国、为民众谋福利，不计个人恩怨的大臣进行了赞赏。他举西汉晁错的例子评述道：“晁错更令三十章，诸侯欢哗。错父从颖川来，责错曰：‘公为政，人口语多怨公者，何也。’错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错父之言非也。人臣辞亲而仕，身非己有，苟利国家，死生以之，顾其策于国家何如耳？”（P50）对霍光的评价，人们大都集中在其拥立昭、宣帝的功绩上，但于慎行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霍光对国家经济的复兴，民众负担的减轻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他说：“霍光之功，不在拥昭立宣，而在承武帝之后，培养元气。何也？盖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少，譬人当大病之余，腹虚体羸，而光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宣帝所以中兴，未必非光启之也，其功亦不细矣。”（P74）对宋代大臣刘挚在受到贬谪的情况下还心系民众，“不忧身之将危，而忧民之受害”的品质于慎行大发感慨：“刘挚之谪也，语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顾国事，不迁怒百姓，但谪吾曹，死无所恨。正虑意在报复，法令益峻，如天下何！’悲哉！贤人君子之用心，不忧身之将危，而忧民之受害也。夫惇之迁怒，岂惟民受其灾，即宋之宗社，从此丘墟，其祸一何烈哉！世主迷而不悟，甘于危亡，亦足悲矣。”（P446）
    （二）忠君主。在封建社会，由于宣扬君权神授，君主是国家的中心，逻辑上就要求大臣必须忠君，忠君是臣道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慎行的臣道观也没有摆脱这个局限。忠君可以表现在多方面，从维护封建王朝的角度出发，最突出的就是要敢于向君主讲真话，不欺君。于慎行对宋代的大臣马知节等人表示了由衷的钦佩：“真宗东封礼成，劳宰臣等以久食蔬素。马知节独言：‘蔬素惟陛下一人，臣等在道，未尝不私食肉。’上顾王旦，旦曰：‘诚如知节之言。’鲁宗道为从官，微行就饮肆中，真宗亟召，入迟，遂以实对，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真宗以为忠。予尝读此三叹。宋之大臣，以至诚事君如此，无论才略何如，即此二事，其不欺之节，可贯天日矣！”（P397）于慎行认为，忠于君主，不欺君，应该“公事则公言之”，不应用“密启”的方式。他以宋真宗和李沆的故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真宗谓李沆曰：‘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对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人臣有密启，非谗则佞，臣尝恶之，岂肯效尤。’此大臣事君之体也。宰执之僚，同心为国，有言于上，无非为公，何者不可使同事与闻，而可以私启也。盖非其阿人主之志，而不可使闻于人，即其言同列之短，而不敢公言于众也，故曰非谗即佞。后之人臣，有欲建社稷大计，而欲以密启收功，其亦未闻沆之言邪！”（P389）
    于慎行不仅对以诚事君的古代大臣表示敬佩，实际上，他自己也是按这个原则要求自己。神宗曾要求大臣对御府中的图画题诗，于慎行善于写诗，但都请人代为书写，神宗询问其中的原因，于慎行便据实告诉神宗是因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神宗对于慎行的诚实大加赞赏，当场书写“责难陈善”四字赐给他，这在当时成为美谈。
    （三）善直谏。向君主谏诤本是大臣的本分，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一旦遇到不愿意纳谏的君主，进谏的大臣就可能受到处罚甚至丧失性命。尽管如此，历史上不少能履行臣道的大臣还是能直谏君主，对此，于慎行也进行了评述。“李晟典方镇，谓僚佐曰：‘魏征好直谏，予窃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为，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司马失言，晟任兼将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为臣！’”于慎行认为：“此大臣之言也。人臣位至卿相，若视国家得失漠不相关，真不忠之大者，岂若一官一职，各修其所守，即足塞责者比邪！”（P281-282）于慎行认为，那些为保利禄不敢向君主直谏的大臣，最终会遭到君主的鄙视；而那些敢于直谏的大臣即使遭到谴谪，君主经过反思，也会认为他们是忠臣。他记述道：“宪宗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使奸臣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朕幼在德宗左右，见政有得失，当时宰相，亦未有再三执奏者，皆怀禄偷安，今日岂得归罪于德宗耶！’即此观之，人臣循默苟容，无所可否，虽人主一时相安，终以薄之。若能犯颜苦口，指陈得失，即一时迕旨，或至谴谪，然人主虚心思之，未有不以为忠者也。”（P299）宋代的赵鼎，敢于直谏君主的过失，并处罚迎合君主而违法的大臣，被于慎行称为有“王佐之器”。故事大概为：“赵鼎为相，遇户部进钱入宫，召至相府，切责之。翌日问帝曰：‘其人献钱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当献，陛下不当求。’遂出其人于远郡。此等风节，三代以下，所不几见也。鼎可谓有王佐之器者矣。世之为宰相者，遇主上之求利，而能正色以谏者有乎？遇佞臣之献利，而能执法以裁者有乎？周官以太宰制国用，王宫之会计皆使与闻，其指深矣。”（P469）
    （四）严奉法。官吏代表国家管理民众，其重要职责就是维护国家法律，执行国家法律。所以，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法律就成了臣道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战国时期赵奢、平原君的故事于慎行进行了评述，由此表达了自己的臣道观。“赵奢为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杀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为贤，荐之于王，使治国赋。平原君可谓贤矣。后世贵戚权宠之臣，往往怙宠专利，渔食小民，不入公家之租，吏不敢谁何。即有奉法之吏，摘其奸私，如卵击石，祸不旋踵。使有平原之风，则法何患不立？故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P14-15）对西汉的田仁秉公执法，不畏权贵，于慎行也进行了记载。“汉时刺史权重，即今御史之任，而专生杀。丞相长史田仁，出按三河太守，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仁皆刺举下吏诛死，可谓奉法不阿者矣。”（P55）在治国思想上，于慎行强调实行“仁政”，但他也认识到，治理国家也离不开法律，官吏要明法、执法。“刑法之名，虽非王道所先，然谳议刑名，不通律法，亦不可以从政。先王之教，礼律并设，出乎礼，则入乎律，故明习法令，亦所以佐礼教之不及也。”（P429）
    （五）贵廉洁。中国古代社会，官吏的贪污受贿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影响到吏治，影响到官民关系，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因而廉洁必定成为臣道的重要内容。于慎行也认识到，在封建社会，清廉大臣何其少，因而对那些能廉洁自律的大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记述了唐代大臣牛僧儒和明代大臣严讷的事迹：“韩弘既没，主藏奴与吏讼于公府。穆宗取其财簿阅之，凡中外主权，多纳弘货，独有一行云：‘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上素厚僧儒，得此大喜，即以为相。此一段乃奇章实事，李党不能没也。万历十年，籍没冯保，阅其簿籍，公卿大僚皆有问遗，惟司寇严公无名。上甚重之，内使宫人，因呼为严青天。未己，拜为太宰。此二事相类。士人平居高谈矩步，各立局面，至于辞受取予，可对天日，能几何人？使不阅二君之情操，何由而见？同时公卿大臣，负愧多矣！”（P306-307）对历史上的聚敛之臣于慎行也进行了揭露。他说：“古人有云：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然至官民俱空，公私两竭，则财亦必有所归。如汉诛梁冀，卖其资材三十万万，以充牣王府，减天下租税之半。当时上下匮竭，征求无已，岂知有三十万万之藏在于贵戚！近日抄没严相至二百万，冯珰亦不下此，皆天下租税之半。此非盗臣，乃聚敛之臣也。”（P121）
    （六）不结党。朋党问题，是中国封建王朝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不利于君主驾驭臣僚，不利于贯彻政令，不利于治国。自东汉以后，中国的封建王朝每每苦于朋党之争。于慎行反对大臣结党，不结党是其认为的臣道内容之一。对唐朝出现的党争进行了客观分析。他记述道：“牛李之构党也，人主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此虽无可奈何之辞，而事理实有然者。河北之贼，所伤在支干，朝廷之党，所伤在腹心。去河北之贼，所资者兵、马、钱谷，难办而易筹；去朝廷之党，所仗者纪纲、法度，易知而难行也。嗟夫！‘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非建其有极，孰能为之？然有故焉。党何为而成？成于私，私何为而起？起于利。利者，得失之心也。有得失之心，则爱憎之情入；有爱憎之感，则恩怨之迹明；有恩怨之分，则胜负之形立；有胜负之较，则倾轧之机出矣。原其所自，不过一念之得失，而使士类荼毒，宗社丘墟，祸乱一成，不可复救。故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P310）于慎行认为，是否结党营私，是君子小人的分界之一。他对唐朝大臣李德裕和明朝大臣滕甫的话进行了发挥。 “李德裕对武宗曰：‘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此数语者，可谓尽君子小人之情状矣！尝以是语推之，特立不倚，非但不失己，且不失人，何也？无所倚，则无恩无怨；无恩无怨，则无所用其好恶，而大公之道立矣。有所附者，虽可以树群，亦可以贬交，何也？其人可附，则就之惟恐不亟，其人不可仗，则去之惟恐不早，非其性薄也，不能无所趋，则不能无所避，其势然矣！嗟夫！正人君子，岂但自无所倚，亦不为所附，女萝施于木上，自荣自枯，而松柏无心焉矣！”（P316）“神宗问君子小人之党，滕甫对曰：‘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必蔓草，非松柏也。’予尝以其言验之古今，无不符合。然要其所以，又自有说。君子何以无党？无所用之也。进退决之礼义，用舍听之君相，浮沉付之命数，建树度之技能，故职业相与，则同心共济，出入相友，则同道为朋，非有固结之欢，唇齿之援也，何以党为！小人则不然，利害得失之念，日滑于方寸之中，而立身行己，又无墙壁可恃，一时无所附丽，即如蛩蛩距虚，相离而不能行也，使之无党，安可得哉！且如松柏之干，亭亭直上，自足干霄，不必傍有支撑，方能树立。若乃藤萝葛蕌，无所扳援，则委于泥沙，不能尺寸，以此知小人之党，其势然尔。嗟夫！丈夫七尺之躯，戴员履方，奈何不为松柏，而为蔓草哉！（P427）于慎行对历史上那些能同心同德、同心辅政的大臣进行了赞扬。他说：“韩魏公为首揆，欧、曾二公同参大政，典故问曾，文学问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一时称治平焉。揆路大臣，第能同心一德，不为形迹所间，而首事之臣，兼取众人之长，以资化理，天下之治，安得不成！若韩公者，所谓休休断断之臣，可以为万世法矣。”（P418）
    （七）博闻事。于慎行认为大臣应具备丰富的知识，博闻习事，以利于军国大事的处理。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其重要性。“魏世祖伐凉州，命群臣议之，皆谓圉水以西，地皆枯石，绝无水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崔浩折之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畜牧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魏主乃决意西征，至则水草丰饶，乃无燥地，世言百闻不如一见。然读书当以意推之，如浩非藉二语，何以折廷议？士不博闻习事，欲谈天下利害，真妄论也。”（P174）“军国大事遇有疑难，必当考稽故实，不可妄举。宋时契丹议争地界，朝廷遣使数辈，虏指分水岭为界，相持久之，无以难也。及谴沈括往使，乃阅枢府故牍，得往岁所议疆地，指石长城为界，与今所指相去三十余里。神宗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几误国事！’括持是以往，契丹遂不能夺。此可为后世法程……士不通当世之宜，而欲谟谋庙朝，建不世之业，鲜不殆哉！”（P435）
三
    于慎行继承了宋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十分关注社会现实，注重探索封建王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表现出了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所应有的高尚品质。作为一个已经退居朝野的封建官僚，仍勤奋著述，完成了《读史漫录》的写作，其所作所为尤其难能可贵。于慎行是一位学者，又是政治家，他做过大臣，有实践经验，对君臣之道的总结有许多有利条件。他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有关君道、臣道的一些思想观点，另一方面又结合历史和现实发展了君道、臣道观。于慎行的君道观和臣道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对当今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我们也注意到，《读史漫录》不是专论某一问题的专著，对君臣之道的论述也是不系统的。我们只能从它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和编排中，以及对历史事实的评论中，探讨其君道观、臣道观。因而，仅限于本文对于慎行的君道观和臣道观作全面系统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有待于发掘更多的资料，对其君道观和臣道观进行更充分的探讨。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史学博士）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51:06

于慎行诗赞三娘子
◆韩祥瑞
张家口堡从明宣德四年（1429年）肇建以来，经历了由军事城堡向贸易城市的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就是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蒙古鞑靼部之间达成的隆庆和议。从此，张家口堡成为明朝与蒙古鞑靼部开展茶马互市的地点之一。而之所以能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是由于明朝与鞑靼部都有一批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其中鞑靼部首领俺答汗的妻子三娘子，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三娘子（1550—1612）本名钟金哈屯，为俺答汗的第三妻，由于她智勇双全，才貌超群，深受俺答汗的信任，并采纳她与中原友好往来的主张。明朝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封她为忠顺夫人。张家口上堡来远堡内也建有三娘子庙，纪念这位为蒙汉团结做出卓越贡献的蒙古族女性。明代于慎行所写的《题忠顺夫人画像》诗，就是一首歌颂三娘子的好诗：
    天山猎罢雪漫漫，
    绣袜斜偎七宝鞍。
    半醉屠苏双颊冷，
    桃花一片带春寒。
    诗的大意为：三娘子在漫漫白雪的天山打猎归来，身穿鲜艳的绣袜，斜依在装饰着宝鞍的俊马旁。由于在打猎时饮过屠苏酒，她的双颊通红，更加显得英姿飒爽。在诗人看来，她脸颊上的红色，就好像桃花盛开在春寒料峭的初春。全诗并没有正面写三娘子的文治武功，但从诗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三娘子的远大抱负和宽广胸襟。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51:57

《东阿于文定公年谱》笺补
于慎行（1545年11月3日—1608年1月9日），享年63岁。字无可，更字无垢，又字可远，号谷山，世称于阁老。明代东阿人（今属山东省平阴县）。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及第，选庶吉士，先后曾任修撰、侍讲、左谕德、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兼学士，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①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笺释】
    ①实为内阁首辅（相当宰相）。叶向高《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谷山于公慎行墓志铭》（以下简称《于慎行墓志铭》）：“至丁未岁（1607年），廷推阁臣七人，公为首。乃被命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辅政。公再辞不允。而余亦自南来，过公，公喜甚，约余：‘子从舟，而余从陆，相次趋朝可也。’”（见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七，明万历刻本）叶向高《蘧编》卷二：“（万历）三十五年丁未，余四十九岁，夏四月有旨，会推阁臣，与推者七人——东阿于公、富平孙公、任丘刘公、济南赵公、晋江李公、杨公，余名在第四……奉旨于慎行加太子太保（按，应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叶向高、李廷机升礼部尚书，各兼东阁大学士。慎行、向高便差官行取来京，俱入阁，同锡爵等办事。”“于公亦使人来邀，遂复北。至东阿，晤于公，订趋朝期而别。余乃舟行，于公遵陆，以仲冬十二日廷见，余后一日。而于公行时已有疾，及廷见，不能成礼，卧邸中不旬日没。”（民国二十四年乌丝栏抄本）《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三：“万历三十五年五月……乙卯，吏部同九卿、科道会推阁臣于慎行、赵世卿、刘元震、叶向高、杨道宾、李廷机、孙丕扬等七人。”“丁亥……是日会推疏下，点用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矣……顷之传谕辅臣曰：‘朕览卿奏，忠爱详慎，具悉至意，诸臣已点用了。’”“戊子加于慎行太子太保（按，应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叶向高、李廷机升礼部尚书，各兼东阁大学士。”“己丑……加王锡爵少保兼太子太保，各遣官趋召同慎行、向高入京。”“十一月……乙巳……大学士于慎行以力疾赴召，朝见不能成礼，请暂假调理，从之。”“壬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于慎行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谈迁《国榷》卷八十：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丁丑，阁员会推于慎行、赵世卿、刘元震、叶向高、杨道宾、李廷机、孙丕扬”。“丁亥，礼部尚书于慎行进太子太保（按，应为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右侍郎叶向高、礼部左侍郎李廷机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又谕朱赓曰：卿思旧辅王锡爵，忠诚正直，可济时艰。其召之，同卿夹辅”。“十一月……乙巳，大学士于慎行力疾赴朝，请暂假调摄，许之”。“十二月……壬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于慎行卒”。（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七《于慎行传》：“（万历）三十三（1605）始起掌詹府事。疏辞，复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阁臣七人，首慎行。诏加太子少保、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再辞不充，乃就道。”（中华书局1974年7月版）印鸾章、李介人修订《明鉴》卷七：“丁未三十五年……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俱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时内阁惟朱赓在，帝命增置阁臣，廷推慎行、廷机、向高三人，遂用之。”（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3月第1版）
    于慎行不仅官高位显，为政清廉，德高望重，而且文学为一时之冠，被推为大手笔。①著作等身，今存《谷城山馆全集》62卷②、《谷山笔麈》18卷③、《读史漫录》14卷④、《璅言》1卷（附《梦语》）⑤、《杂记》1卷⑥、《兖州府志》52卷⑦、《东阿县志》12卷⑧等。并参与撰修《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⑨，参与续修《明会典》⑩等。
   【笺释】
    ①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于文，早学六朝（绮）丽绵密。晚年乃益近自然，有欧、苏之致。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传、赠送诔祝之类，无不欲求公之一言。羔雁填门，公择而应之，常有馀力。其诗则服膺李于鳞，骨力气格，大足相方。所著自梓集外，有《春曹奏议》、《读史漫抄》、《经筵讲章》、《兖州志》、《笔麈》、《史摘》若干种，皆宏博精核，成一家言，当次第传世者。”叶向高《谷城山馆全集序》：“其所纲罗搜抉蕴诸胸中者，益闳深奥衍，不可涯涘。发为文词，皆春容宏丽，深至婉委，于情事曲折无所不尽；而于气格、词理、意象、色泽，无所不工。余尝反复读而论之，以为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则沈雄归之秦、汉，流畅出之宋、唐，乃其取材于昭明《文选》者为多。若概其生平，则少年之作，以宏富为宗，故近六朝；中岁以后，以骨力为主，故参东西京；至于晚节，则陶洗铅华，自生姿态，又若在昌黎、眉山之间。自非命世词宗，人巧天工，合流骈出，何以有此？於乎盛哉！信著作之大成而熙朝之盛事也。”（见道光九年本《东阿县志》卷十八）黄体仁《读史漫录序》：“东岱有文定于公，余读其全集，奏疏类贾、陆，叙、记似昌黎、眉山，赋咏在沈、谢之间，龙翔虎跃，蔚然已为词林冠冕。”（见同上）陆桂声《谷城山馆诗集叙》：“若夫审其声以知其人，则其春容正直之养、硕大庄严之象、先忧后乐之怀，长王国而保黎民者，亦将于是乎有考焉。诸诗古今体裁之变，公门人邢侍御子愿品之详矣，予不具论。”（见同上）邢侗《来禽馆集》卷六《谷城山堂诗草序》：“书成凡百卷，不尽述。今略辨析其诗：清静厌瘱，则孝子之处心乎；优柔温厚，则君子之厝躬乎；钦严秀特，则太华之孤标乎；汪洋吐翕，则重溟之巨观乎；华粲旉与，则霱瑞之卷舒乎；条流总统，则箾籥之集成乎。从盛明而出先生之业，就盛唐而出先生，侗窃谓先生：律、绝、歌行等，取以拟盛唐，则先生与盛唐无两负；若以乐府、古诗而侪先生于盛唐，则盛唐犹似负先生者。此其故难言矣。降而论代：屈先生与李、何角，则李宜逊姿，何宜逊骨，不宁惟是；假令江东以欱野歕山之势而遇先生，不能不左辟中原之固垒；即起历下而抵掌于黄石之次，历下不能无爽然于衔勒而推先生国步乎！夫抗声文苑，则夔、龙弗愈于马、班；正色台司，则李、杜或惭于伊、傅。何也？则以全力之难，而齿角翼足之鲜兼备也。”（万历四十六年刻清康熙十九年郑雍重修本）邢侗《来禽馆集》卷九《于文定公诔辞》：“公起八代，还诸三坟，鸣镝大雅，振铎斯文。其为乐府，初夏松柏，秀劲风骨，苍蒨色泽。其为声律，仙子鸣珰，肃远清越，错落玱琅。其为文章，水涣风行，渊然道德，溢于神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于阁学慎行》：“公于诗文，舂容弘丽，一时推大手笔……公生当庆、历之世，又为历下之乡人，其所论著，皆箴历下之膏肓，对病而发药。‘夫惟大雅，卓尔不群’，其是之谓乎。近代馆阁，莫盛于戊辰。公与云杜李本宁，才名相并，以诗言之，则大泌瞠乎其后矣。”又《冯尚书琦》：“隆、万之间，东阿于文定公博通端雅，表仪词垣，临朐于文定为年家子，继入史馆，声实相望……吾于近代馆阁之文，有名章彻者，皆抑置而不录，录于、冯两公集，为之三叹，聊引其端如此。”又《沈少师一贯》：“戊辰（1568年）史馆大拜者七人，以词章擅名者，东阿、鄞县为最，东阿之学殖，优于鄞县，鄞县之才笔，秀于东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0月版）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六：“东阿格律和平，当正声微茫之时，能为是调，即以诗高选，亦堪作相。”（《四库全书》本）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七《于慎行传》：“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神宗时，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冠。”《四库全书》集部六《谷城山馆诗集》提要：“慎行于李攀龙为乡人，而不沿历城之学……然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偭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印鸾章、李介人修订《明鉴》卷七：“慎行学有源委，贯穿百家，在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冠。”陈田《明诗纪事》庚签按：“东阿论诗，洞达古今流变。《谷城山馆集》，音调谐畅，沨沨乎朱弦大雅之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谷城山馆全集》62卷：其中诗集20卷、文集42卷，由周时泰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于南京刻成。叶向高《序》：“岁甲辰（1604），余过谷城，公出其所梓诗命余为序之。余谓公文何以不传？公曰：‘力不任梓耳。’余至白门，以告太学生周时泰，时泰请任斯役。公乃裒其生平所著作，删定厘次，盖又更两岁而始寄余，时丁未（1607年）初夏也。未几而余与公同被纶扉之命，同入都，而公有末疾，卧邸中，不旬日逝矣。逝之日，时泰适告成事，以公集来，并其诗合刻之。”又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逝之日，适南都以所梓《谷城山馆集》至，公犹反复披阅，指点讹谬，亟驰一帙遗余。盖此集乃余请以付梓者。嗟夫，宁知公遂以此诀耶！”又有《谷城山馆诗集》20卷，万历三十二年（1604）于慎行自刻本；《谷城山馆文集》42卷，万历于纬刻本，署“门人郭应宠编，北海董可威、天中李时馥校，都门李本纬、男于纬重梓”，盖据周时泰刻印《谷城山馆全集》文集42卷重新编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九《谷城山馆文集》提要：“此集乃所作杂文也。明中叶以后，文格日卑，学浅者蹈故守常，才高者破律坏度，慎行之文虽不涉吊诡之习，至于精心结构，灏气流行，终未能与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并据坛坫。”（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于少保诗选》（不分卷），明雷暎辑，稿本。
    ③《谷山笔麈》18卷：笔记。前有冯琦题辞。该书主要记述明朝万历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乐、释道、边塞诸事，为考溯源流，亦时或兼及前明诸朝史实。其中关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许多史实，多出于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对研究明史和明代文学，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有万历四十一年（1613）郭应宠刻本、天启五年（1625）沈域据其家藏抄本刻本、中华书局1984年6月出版吕景琳点校本（与《寓圃杂记》合订为一册）。
    ④《读史漫录》十四卷：前有叶向高题辞曰：“其论世超，其持衡审，殚元会之变，综得失之林，别善败如列眉，烛忠佞如观火，至于军国机宜，华夷厄塞，莫不备举。盖经世之书，而非占毕之业。”（见《读史漫录》，万历三十年郭应宠刻本）黄体仁《读史漫录序》：“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世岂有当耕莘时如此盟心若而……司马温公居洛作《通鉴》凡百馀卷，温公主于纪事，公主于立论，烦简稍异，而抽凤毛，截麟角，词约而切峻。”《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读史漫录》提要：“是书评论历代史事，起伏羲氏至辽、金、元。所论无甚乖舛，亦无所阐发。目录后有门人郭应宠题识，称是书本先梓于闽，未经雠校。后其子君图与《笔麈》同锓以行，应宠又于慎行遗稿中搜得读史五十通补入云。”有万历三十年郭应宠刻本。
    ⑤《璅言》1卷（附《梦语》）：考《谷山笔麈》，乃出其卷十六。有明何伟然辑崇祯二年刊《广快书》本。冯琦《笔麈题辞》：“乃若《璅》、《梦》诸篇，托寄远而切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于座侧者。”（见《谷山笔麈》，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
    ⑥《杂记》1卷：考《谷山笔麈》，乃出其卷十五。有《广快书》本。
    ⑦《兖州府志》52卷：系于慎行因累疏请早建东宫触怒皇帝乞休家居时，受兖州府前后两任知府易登瀛和卢学礼之请，在原兖州府通判包大爟所撰《兖州府志》（51卷，于慎行曾于“隆庆壬申八月朔”为其写一叙，载于卷首）基础上重为修订、续补、编纂而成。于慎行《兖州府志自叙》：“（万历二十年六月）郡侯渤海易公及门访……是年（九月）公陟晋臬以行，卢公下车复驾及门，申前之请，于子敬对如初。公乃命县令许昌王君延文学四人，使分讨阅；简胥史四人，使供缮录。于子闭关扫轨，摛管抽笈，取别驾甬东包公所裒旧志，错采百氏之籍，旁参郡邑之史，探颐补漏，提要钩玄，刱为二十八部，析为五十二卷，三越寒署，乃克成编。卢公受而阅之，因檄钜野博士邝君与明经二人校定锓梓……八阅月而告厥成。”（《谷城山馆文集》卷十二，万历于纬刻本）该志体例严谨，考证精确，纲目清晰，分条析理，各种专辑纷呈，事可互见，文无重出。其中以人物、艺文、圣里部分最工，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丰富翔实。堪称明代方志之杰作。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刊刻。
    ⑧《东阿县志》12卷：东阿原有志，弘治庚申（1500年）东阿县令秦昂（民望）重修，六卷。此志系于慎行、孟一脉于万历壬午（1582年）据旧志重修。万历壬午六月贾三近《东阿县志序》：“黎阳朱君德载进士高等来宰阿……会邑人太史于君可远、柱史孟君祠孔（按应为淑孔）方家居，具良史才，朱君就谋之，乃以编摩托二君，而躬率诸文学士为纂集其事。越三月而志告成。始方域，终艺文，凡十二卷……其四表八志，一取裁于马迁，而纪事丛谈间折衷于左氏，驰骋古今，包罗图史、吏治、民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闳博雅畅，裒然成一邑全书，视旧所辑录不啻加千百矣。”（见道光九年本《东阿县志》）
    ⑨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隆庆）庚午（1570年）授翰林编修，纂修《肃皇帝实录》……又明年召修《穆皇帝实录》。甲戌（1574年）……穆史成，以劳赐金币，晋翰林院修撰，编纂六朝章奏。”《明穆宗实录》载万历二年七月十三日张溶等《进实录表》：“乃于隆庆六年十月，命臣溶为监修官……臣应期……臣慎行……为纂修官……”《明世宗实录》载万历五年八月十九日张溶等《进实录表》：“乃申命臣溶为监修官……臣经邦、臣洛文、臣国、臣洵、臣位、臣慎行……为纂修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神宗实录》卷六十五：“万历五年八月……钦天监择本月甲戌进《世宗肃皇帝实录》……己卯……赐《实录》监修等官宴赏如例……升编修左春坊左谕德陈经邦、右春坊右谕德何雒文、司经局洗马许国、翰林院侍读张位、侍讲于慎行……各升俸一级。”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⑩《明会典》：明代官修书，记载明朝典章制度。取材大致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诸司职掌为主，而参考当时有关典制的各种书籍，内容非常丰富，多《明史》、诸志所未详。此书明弘治十年（1497）始纂，弘治十五年（1502）成书，正德四年（1509）重校刊行。其后，嘉靖八年（1529）续修，未刊；万历四年又续修，万历十五年成书，凡二百八十卷。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会典》重修，公为纂修官。”《明神宗实录》卷五十一：“万历四年六月……乙酉，大学士张居正等请以礼部尚书兼学士马自强……充修辑《会典》副总裁官，右中允兼编修陈经邦……修撰赵志皋、田一儁、徐显卿、张位、韩世能、于慎行……充纂修官……上报可。”谈迁《国榷》卷六十九：“丙子万历四年……六月……乙酉……右中允兼编修陈经邦……修撰赵志皋、田一儁、徐显卿、张位、韩世能、于慎行……充《会典》纂修官。”《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万历十五年二月……戊寅，大典告成……礼部右侍郎张位、于慎行、徐显卿、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各升俸一级。”
《东阿于文定公年谱》，署“济门人邢侗编纂①、皖门人阮自华撰述②”，未刊行，手稿本，共２卷，稍有缺损。主要记述于慎行履历、行实及其交往，似流水账。兹考稽于慎行著述，博采群籍，探赜钩深加以笺释，使内容更翔实具体；多方续补，使更具政史、文学之学术价值；并细加编辑，使纲目更加条理、清晰，原著、今释今补判然于目。
   【笺释】
    ①邢侗（1551—1612）：字子愿。临邑（今属山东）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万历二年（1574）进士，除南宫知县，征授御史，出为湖广参议，迁陕西行太仆少卿，30 馀岁罢官，筑来禽馆于古犁丘上，攻读其中，不问家人生产。晚年书名颇重，购请填咽，碑版照四裔。著《来禽馆集》29卷。视于慎行为尊师，过从甚密，有《大宗伯尊师东阿于公六十寿序》、《上东阿宗伯于尊师》、《上谷城座师于宗伯》、《贺东阿于尊师命相》、《祭东阿尊师于文定公文》、《自东阿回祭文定公尊师文》、《祭先师文定公祠》、《先师谷城于文定公碑》及诗歌若干首。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盖再逾年，而始克葬。门人邢子愿次公之生平为年谱，李公道甫状之，而公子纬持以乞志铭于余。”
    ②阮自华：生卒不详。字坚之。明代文学家。怀宁（安徽安庆）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除饶州推官，后改福州，迁南京刑部主事，改顺天府教授。历国子助教，又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再出为庆阳知府，考察罢官。又起邵武知府。崇祯三年罢归，未几卒。著有《雾灵集》。
卷一
    [原]①（明世宗肃皇）②帝嘉靖元年壬午（1522）春正月③
    [笺释]
    ①[原]：指邢侗、阮自华纂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原文。
    ②凡夹在原文中括号内的文字，皆为新补，以下不再注明。
    ③明武宗毅皇帝于正德十六年（1521）春三月崩于豹房（武宗在宫禁中建造的淫乐场所），慈寿皇太后以遗诏遣官迎兴世子朱厚熜入嗣皇帝位。夏四月朱厚熜至京师登极，即明世宗。第二年壬午为嘉靖元年。春正月，世宗从众议，称孝宗曰皇考、慈寿皇太后曰圣母，亲生父母只称本生，不称皇。
    [原]（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乙己（1545）（一岁）
    九月乙丑（于慎行）先生生。于之先世登州之文登人，东海高门裔也①。洪武中一世公深（奉诏）徙东阿（之杨柳渡）②，生忠为邑三老③。忠生时，敦节侠，以高年赐爵一级，（移家东阿县治）。④时生厥考玭，挺挺钜儒，领方州，佐大郡，台使者表为庆阳守，未果，卒祀名宦乡贤祠，许州人又作特祠祀之，凡文集六卷。⑤先生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及大父母皆赠如官。⑥玭娶于刘太淑人，四举生先生。⑦太淑人父田，户部员外郎；母苏安人⑧。生而孤，育于叔父中丞公隅。中丞公有人伦识鉴，谓太公環异有奇表，故以兄之子妻之。⑨太淑人一日梦庵摩罗果悬实丰硕，食之遂有娠，九月己丑生先生。⑩先生名慎行，字无垢，一字可远，别号谷山先生。大淑人庄慧，娴书史，尝自教先生读也。先生贵且老，每思太淑人课灯下，辄废食；及太公讳日，必谢客罢政事尽哀。
    [笺释]
    ①东海高门裔：即西汉于定国的后裔。班固《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于定国，字曼倩，东海郯人也。其父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四库全书》本）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其先世出登州，即史所称高门之系人。”邢侗《来禽馆集》卷九《于文定公诔辞》：“于定国后，有平凉公（按，指于慎行之父于玭）。”
    ②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二《告高祖墓文》：“显高祖考处士，讳至深府君。”（明万历于纬刻）王锡爵《赠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翠峰于公墓志铭》（以下简称《翠峰于公墓志铭》）：“其先籍登州文登县，洪武间，公祖一世公奉诏徙东阿之杨柳渡。”（见《王文肃公全集·王文肃公文草卷十》，明万历王时敏刻本）殷士儋《明平凉府同知于公墓志铭》：“其先籍登州文登县，洪武间，公祖一世公奉诏徙东阿之杨柳渡。”（见道光本《东阿县志》卷二十一）按，洪武三年五月颁布徙民政策，终洪武之世，徙民最多。杨柳渡：即今山东省东阿县杨柳镇。
    ③三老：古代掌教化之官。乡、县、郡均曾先后设置。班固《汉书·高帝纪》上：“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高大父忠，为邑三老。”王锡爵《翠峰于公墓志铭》：“一世公生忠，为乡三老。”（按，道光本《东阿县志》卷二十一刊载此文作“邑三老”）
    ④于时（1465—1537）：字世和，号翠峰。于慎行祖父。王锡爵《翠峰于公墓志铭》：“公为人大度，有才气，所交皆豪长者，竟自致百金产，缘手散失略尽……而兄坐法当死……公慷慨自诣吏请代。吏怪之，已试问，知为出分弟，益大惊，使前毕其辞。而公涕泣对曰：‘某不幸早孤，兄鞠之成人，某视兄犹子视父也，子为父死无所辞。抑兄未有子而某有子，死何疑？吏疑其诈，即佯许出其兄于狱。公望见兄，大恸曰：‘兄果出乎，吾得死所矣！’趣自着械入狱，不返顾。吏为之泣，竟两释之……尝行道上，拾遗钱归而悬之门，以待其人至还之……邑民故苦赋，公具条便宜，为白直指前，得宽减而赋不失额。尝数称往古事，教道乡里。乡里有疑事，若斗讼，吏不能决者，往往质平于公，公所平曲直甚侃侃，而尤以温良岂弟得人欢……性雅好渔，已忽感古人阴德事，取渔具焚之，其笃行至此，年七十，以布衣为乡饮宾，里中贵人皆为公逡巡让左，无怍容。后奉诏予冠带，而公之第五子某举嘉靖壬子乡试。”东阿县治，即今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
    ⑤于玭（1507—1562）：字子珍，号册川。嘉靖七年戊子（1528）举人，二十年辛丑（1541）谒选，先后为许州、静宁州知州、平凉府同知，三十一年壬子（1552）辞官归。朱赓《朱文懿公文集》卷六《于册川先生传》：“先生生而岐嶷，十岁能为文，即禀学于邑中丞刘公所，刘公大异之……年十三，从翠峰公避仇泰安，人有言先生泰安守者，守以白学使姜公。姜公召试之，奇；杂诸郡邑中试之，愈奇，乃廪学宫载归济南，所至人聚观，诸藩臬争迎入舍，赐笔札，车常满，齐鲁间称神童云……去之东流泉，益力学，厚自淬琢，行常带经，止则诵习之，至躬自汲炊，不为悔。弱冠举于乡，五上春官不第，遂谒选，领许州……补陕西静宁州……满考迁平凉府同知……时督府稔知先生可属大事，方表为庆阳守，而先生顾郁郁思归……上书求去，不俟报去矣。先生守二州佐一府，去皆见思，各肖貌祝之……平生不问产业，好读书，工古文词，以作吏，故著述不多，今其集有六卷，存于家。”（明天启刻本）殷士儋《金舆山房稿》卷十《陕西平凉府同知册川于公墓志铭》：“余雅闻济南长老称说于公少年岐嶷，美文词。读公太史状，即古所称南阳朱季何以加焉。两扑巨豪，谈笑擒之，从容陈语利害，千乘之主改颜巽谢，气雄万夫矣。而斗酒自奉，甘蔬茹薄，俨然儒生，又何难于解官归也。”（万历十七年邵陛刻本）贾三近《于氏家藏诗略序》：“余髫稚时，数从家大人闻册川翁童丱称神，落笔万言，翩翩李供奉之流也……翁诗二卷……翁古诗直逼汉、魏，近体当于武德、开元中求之……翁官南州西土，所在有惠政，吏民尸祝，类朱仲卿；投绂归田，家徒四壁，澹然诗洒，类陶靖节；殷殷种德，卒应高门，如持左劵，类君家于公。”（见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十八）邢侗《于氏家藏诗稿后序》：“我册川翁，夙蕴瓌奇，天挺间世，薄生人之常恋，营竹素之令图。虽复稍婴轮鞅，而冲襟雅韵，一寄之诗。思既川腾，辞亦林蔚，朝华夕秀，丹霞之气，以舒写物伦，类黄钟之律……今览兹集，即言不相袭，格以类殊。而究厥体裁，率沈雄朗润，妙入元解，盖缘本乎天趣，发之性灵，是以机动神随，意无乏绪，微云河汉，抑亦庶几秋水芙蓉。畴庸雕饰洋洋乎，纚纚乎，斯已奇矣！”（见同上）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四《先考遗集跋语》：“先考赠宗伯公，少负才名，数奇不偶，薄游关陇，官业萧条，平生赋咏撰述，遂多散佚残编，旧箧中馀二三，未尽其大都也。往岁，邢子愿氏略取二卷，刻于南宫，李北山先生及中立王孙裒集海岱名家，皆有采摭。及同年张子阳氏来，索全稿刻于安州，始幸有成集矣。悬车之日，奉归家塾，守舍不戒，烈于赤熛，每每谓怅然念之，不忍手泽之复湮、家学之终郁也。爰取安州旧本，重加校定，锓而藏诸祏，使子子孙孙永有遵奉云尔。先考文宗《国》、《左》，以冲和典奥为体，而不尚浮夸；歌诗雅澹湛深，取法韦、杜，视促数绮丽之调将凂焉。盖能自得于古人之矩，而非求合于流俗者。守丞边郡，周旋幕府，值西陲有事，参与行间，故塞上之咏为多云。”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四《古绩》：“玉堂振藻坊，在县前桥头，万历年为平凉府同知于玭建圯。”卷七《泰安府志东阿所祀乡贤》：“明兵部尚书张本……平凉府同知于玭……”《书院义学》：“东流书院在城南十五里东流泉上，即故洪福寺也。嘉靖中拆毁淫祠，改为书院，祀宋儒周、程、张、朱五贤，以……明参政刘约、员外郎刘田、都御史刘隅、同知于玭配今院祀。”卷十七《著录》：“《诗略》二卷，于玭著。”按，于玭著述今佚。
    ⑥大父母：即祖父母。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六月于慎行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其“大父母皆赠如官”，应在此时。
    ⑦刘太淑人（1506—1555）：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十四：“刘淑人，户部郎中田女也。幼好学，静慈孝恭，孝经诸史，靡不遐览。长适平凉同知于玭，生五子。（按，经考实为四子，即慎动、慎思、慎言、慎行，第五子慎由，系妾黎氏生。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四《亡弟稚川茂才墓志铭》：“少弟无欺者，名慎由，庶母黎孺人出也……先妣淑人，有四男一女，皆已成立，而会府君客游陇西，卜簉金城，孺人在侍，逾年归里，举弟于舍。府君为其少也，貌清而慧绝，锺爱之。淑人之爱又甚，朝夕抱弄膝上，口枣粟啖之；夜则置诸怀而卧；时啼不休，辄为披衣起坐，至申旦不寝。孺人性卞善，折梃笞儿，夫人闻辄谯之：‘若母敢笞吾儿也！’出则携以自随，时诧内党：‘此吾老生儿！’兄娣以淑人爱之，故亦忘其异母出者。”又同书同卷之《亡兄阜泉处士墓志铭》：“于氏自海上西迁，四世而为先考宗伯府君。府君五子，妣淑人出者四。”《亡兄太学都讲航隐先生墓志铭》：“吾家故居海上，西迁四世而为先宗伯府君。府君举五子，先淑人出者四焉。”）经书皆其口授。三子慎言，嘉靖壬子举人。四子慎行，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定。其诸子皆为邑名士。淑人随夫任秦雍、河洛间，题咏甚多。”
    ⑧刘田：东阿苫山人。字伯耕，号东溪。年二十馀举宏治十八年乙丑（1505）进士，曾官元氏知县、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卒于京都，享年39岁。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十三《乡贤》有传，谓其“为人俊爽玉立，豪宕磊落，不肯折节而中，慈厚无城府”。
    ⑨刘隅（1490—1566）：东阿苫山人。刘田之弟。字叔正，号范东。举嘉靖二年（1523）进士（按，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十三《乡贤》谓“正德丁丑登进士”，误；且与其志卷十二《选举》谓登“嘉靖二年姚涞榜”相抵牾），曾官福建道御吏、四川按察司佥事、河南按察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副都御史。罢归家居几三十年。工书、善奕棋。所著有《家藏集》、《治河通考》等。殷士儋《陕西平凉府同知册川于公墓志铭》：“配宜人刘氏，户部员外郎田女也。蚤生怙恃，叔父中丞公育之。幼聪颖，习女红，女红精。兼通《孝经》、《论语》诸书，娴于词翰……方是时，公从中丞学，中丞遂以宜人字之。而刘氏家世贵显，诸母窃相谓：‘于翁贫甚，奈何以爱女托不可知之子乎？’中丞公曰：‘于翁虽贫，是儿必大其门者，于翁不贫也。’及笄归公，戚属咸谓宜人：‘餐珍袵绮，安能为布素妇乎？’乃宜人椎布操作而前矣。公诸兄落魄不能给，公又无以给之，宜人曰：‘兄弟，手足也，奈何废手足太义而用此簪珥为？’遂为倾箧笥买田百亩，以糊其口。及仲兄殁，所遗子女四人，皆宜人鞠育之，毕其婚嫁。”朱赓《于册川先生传》：“先生生而岐嶷，十岁能为文，即禀学于邑中丞刘公所，刘公大异之，其后卒以兄女女焉。”
    ⑩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始，刘淑人梦庵摩罗果缀食甚巨，遂生公。故公自儿童时，已俨然大人气度。”邢侗《于文定公诔辞》：“庵罗摩果，于梦中呈。笃生文定，实符厥兆。”按，此说带有迷信色彩，古人往往作此附会。
    [补]父于玭39岁，母刘氏40岁，伯兄于慎动18岁①，仲兄于慎思15岁②，叔兄于慎言10岁③，夫人秦氏1岁④。
    [笺释]
    ①于慎动（1528—1588）：字无咎，号阜泉，小字双喜。于慎行《亡兄阜泉处士墓志铭》：“出就外傅，不乐学书，据案呻吟，视日早暮。及读稗官小史，入耳辄记，终不复忘也。府君、淑人，相谓长子家督，固宜使司筦籥……而为兄纳妇，使居田间，岁登所获，以共膏火。伯兄弗乐也，曰：‘丈夫生不成名，终不作田家儿，从五挬蹄涔求活。’日召褐父洒人，拍浮笑呼，口占歌曲，顷刻数百语，左手持杯，右手击案为节，穷日夜虞乐未厌……初兄衣布衣，及行游长安，为受儒士冠带，号为傅小侯，伯兄亦弗乐也，曰：‘业已浮湛田里，即着犊鼻，何至举阿堵物博一士冠，令市儿睇笑。’强为第一服，斥不复御，而衣故布衣日饮，宾客及门，辄走自闭，不称仕人兄也……宗伯北海冯公觞之，其辞曰：‘于长公达人非酒人也……长公学不慕儒，隐不谋生；入赀为儒士，例得受秩，弃而去之，亦有汉阴漆园之指耶。故达人非酒人也。予因而为铭曰：其生也不事也，自以为适；其没而不烝也，世以为戚。己之所适而世之所怛，然而愁世之所戚而己之窅然而休，此其与人者睽而与天者游与，故曰达人。’”
    ②于慎思（1531—1588）：字无妄，号航隐，又号庞眉生，小字襕衫。东阿诸生、太学生。善古歌行，尤工古赋，有《庞眉生集》、《群书题跋》等。于慎行《亡兄太学都讲航隐先生墓志铭》：“先生生有异质，跌宕负奇气。年十六七即遍读群书，日课一帙，凡诵数十万言，率能记忆。工为文赋，尤嗜《离骚》，亦好兵家……己酉乡试，先生年十九……故事士子入闱，解衣裸跣，陈兵夹索。先生叹曰：‘此录囚耳，安取礼士？’念欲弗入，恐见不能，入而著义七篇，楷书如法，故为不具草。出则走城西伎馆，大醉累日，长歌而归，誓不从诸生试矣。后三年壬子，无择偕计上，府君在平凉得报，怡然曰：‘少者既举，长者可坐待也？’归而督课先生。先生亦自念长大，无致身策，不得不俛首一经。于是始帖括读书，焚膏呻吟。然自其少年时，独好古文辞，即勉为举子业，终不能工，人亦弗善也……及不肖行仕二十年，先生且老又病酒，稍衰，犹屣履诸生中……及岁丁亥，乃驰至长安，入赀游太学，从博士诸生一再摳衣，辄愤邑不自胜，然业已就之，无如何也……先生为人魁梧长大，渥颜丰顺，谈说经史，擘画世事，奇伟不凡……为文奥雅雄浑，取法迁史，而不事模拟，为一家言。诗工长歌，喜孙太白。常楼居之，调至为骚赋，沈酣楚声，尤非俗好所及。而近体声病，则时有出入焉。亦间为元人乐府，大有风韵，多从狭邪中得之……吾两兄皆异才也：先生博物闳览，贯穿百家，而精丽少谢无择；无择文词瓌钜，挥翰辄数千言，而多识不及先生。然皆文苑之英也……先生著述，可十馀种，校其一二梓之，他不能遍也。”（《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四）于慎行《庞眉生集叙》：“先生渔猎最博，论议最豪。然其为文，茹古涵今，自立机轴，气骨本迁史，体裁出昌黎氏，雄浑渊博，苍然古色，宁违绳削，终不肯雕刻字句以兢周容；所乏者，栗密耳。诗善古歌行，好常楼居，孙太白之调，骏发踔厉，有足喜者。近体不纯于唐，亦不落宋，至傍人口吻，龋齿效频，亦薄不为也。少时喜读《离骚》，其为骚体甚富，稍长亦复弃去。尝以数首呈文宗吴霁寰公，吴公谓其‘真得楚声，可霸骚坛’，非谩语也。先生虽游于艺文，志在取世，尚论古豪杰人，于唐慕郭无振，于宋慕张忠定、陈永嘉，议论押阖，又慕苏氏父子，其志趣可睹矣……先生遗稿，自题《庞眉生集》者，尚可二三十卷。及行归田，颇多暇日，乃从于綮索取之，亦多散佚于残编断简中，定其可读者若干首，付綮梓之家塾……先生又工为宋元词曲，深研其声病，谓：‘近代所为，即被之管弦，于古无当也。而成文之音亦寡，又半从狭邪得之，乃其愤邑之志借以抒写，有足怜者。自宋诸名家，皆以乐府入集，亦文之一体，不可废耳。’他所论著，有《剑术》、《说林》、《兵略》、《八阵图解》、《诸家要略》、《论文博采》、《群书题跋》，虽施之当世，未必尽合，而能掎摭千古，成一家言，亦必有识之者。然不能尽梓也。”（《谷城山馆文集》卷十二）道光九年本《东阿县志》卷十四《人物下》：“于慎思，字无妄，郡丞玭之子也。年十六七时，从父之关中，过古秦汉陵墓、宫阙之墟，辄击剑悲歌，洒泪徘徊，不知者目为狂生，慎思自谓不狂。尝为安边策欲上之，不果。省试时，见陈兵夹索，以为非待士礼，愤不入；即入，故阙其草而去，遂逃于酒间，曰：‘吾不从科名进矣！’所著有《庞眉生集》。”朱观熰选刻《海岳灵秀集》：“无妄集中，《望岳吟》、《河平谣》诸篇，天才跌宕，笔阵激跃，有太白风骨。”（隆庆五年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二百七十九《别集类存目六》之《庞眉生集》提要：“是集诗七卷、杂文八卷、乐府一卷，皆有纵横排奡之气，而颇涉粗豪。”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上：“东阿于慎思，号庞眉生，文定公慎行之兄，诗才情过文定，尤工古赋。”（《四库全书》本）
    ③于慎言（1536—1564）：字无择，号冲白。有《冲白斋存稿》。于慎行《亡兄乡贡进士冲白先生墓志铭》：“年甫十四，列为学官弟子，即应省试。御使读其文，辄见嗟异，议且入彀，参政豫章万公讶其太少，曰：‘此儿国器，毋遽以一第盈之。’而以其卷传览，诸公声烨然譟济上矣……壬子，年十有七岁，归自关中，诣试省闱。故大司空豫章李公为济南太守，得其卷奇之，以呈御史，御史程公举为高等……明年癸丑，都试报罢……己未、壬戌再上再罢……迄岁甲子，先生有所愤邑而病，病几三月，以七月十三日卒……先生为人修长玉立，风骨矫矫，天才警敏，落笔千言，河倾泉涌，纸上作刺刺声。其为制义七首，率不至日中而就，未尝涂改。或操翰牍求言，即问作何书法，且撰且书，己，付其人去，亦复不自记也。外叔祖刘公故善章草，先生能继其法，篆隶行楷，并皆精妙。其为古文辞，庄丽遒美，喜作六朝俳体，然自谓非其至也。歌诗爽朗不群，飘然有凌云气，而矩裁未成。天不假年，嘉禾不秀，岂不惜哉……搜罗遗草，仅得三卷，梓诸家塾，俾子孙藏焉。”（《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四）于慎行《冲白斋存稿叙》：“先生才高而俊，学博而精，发为文辞，探源《国》、《左》，托体六朝，埒近世黄五岳、皇甫司勋之法，然自谓应世之作，非其至也。歌诗舂客遒雅，取裁盛中，以为‘学杜不成，且落宋人恶趣’，此固卓有所见，非拾人咳唾者。而存稿寥寥若此，其故难言矣……悬车多暇，爰搜遗草，略加是正，以梨枣存之。摭拾无几，不忍芟也。”（《谷城山馆文集》卷十二）道光九年本《东阿县志》卷十四《人物下》：“于慎言，字无择，玭之叔子。为人孝友耿介，不逐流俗。资性颖敏，迥绝常人。其为文赋，下笔千言，顷刻立就。年十四入省试，未午呈卷。参政万阅其文，大奇之，以呈御史，为其少，不选。又三年壬子而举为东省魁，年十七矣。慎言尝从陕西，还渡黄河，其前二舟皆覆，舟中人号咷痛哭，慎言闭目危坐不动，竟全舟以济，舟中异之，相率罗拜曰：‘郎君福人也。’是年遂领荐。其后十馀年卒。所著有《冲白斋存稿》。书法篆隶诸体皆臻其妙。”
    ④秦氏（1446—1608）：东阿县东村秦柏之女。于慎行《明故公府家丞东村秦翁墓表》：予家自大父以来，与翁同巷，先宗伯公相与出入游处，为忘年交。予生始晬，淑人数月，即结盟焉。”（《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六）于慎行《祭外舅秦翁》：“若翁视我，殆百恒情。及我先君，游如昆弟。汤饼方传，丝罗已系。”（《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二）邢侗《祭东阿于师母》：“我师至人，含真抱朴；夫人相之，不扬以缩。我师及第，蜚声曜文；夫人佐之，不溢以坟。我师在朝，金华入讲；夫人进餐，倾耳珂玤。我师在列，玉署同盟；夫人解佩，雅志琮璜。我师孔云，闾党亹亹；夫人曰于，我酒有与。我师永慕，手足偲偲；夫人曰喁，我铛有糜。我师起家，无心贵仕；夫人庶而，轩冕泥滓。我师阅世，驻颜大还；夫人企其，烟霞粥饘。”（《来禽馆集》卷二十）
    [补]朱衡34岁①，殷士儋24岁②，李攀龙32岁③，王世贞20岁④，李先芳35岁⑤，李学诗15岁⑥，孟一脉7岁⑦，贾三近12岁⑧。
    [笺释]
    ①朱衡（1512—1584）：字士南，一字惟平，号镇山。万安（今属江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官尤溪和婺源知县，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礼部主客司郎中，福建提学副使，四川参政，河南参政，山东按察使、左右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山东，工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总理河漕，加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在部裁抑浮费，节省甚重。性强直，遇事不挠，不为张居正所喜。万历二年被劾刚愎无人臣礼，遂乞休归。“所著惟《巡抚河道奏议》二十卷行于世，工部奏议若干卷，诗文集若干卷”。（于慎行《明故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书镇山朱公行状》，见《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八）
    ②殷士儋（1522—1582）：字正甫，号文通，学者称棠川先生。历城（山东济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选庶吉士，历官翰林检讨、左春坊右赞善、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谥文庄。有《金舆山房稿》。
    ③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山东济南）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中，顺德知府，陕西提学副使，浙江副使、学政，河南按察使。“后七子”的领袖。有《沧溟集》等。邢侗《谷城山堂诗草序》：“先生起于历下（李攀龙）之壮岁，而成于江东（王世贞）之末年。”但“慎行于李攀龙为乡人，而不沿历城之学……又不似公安、竟陵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见《四库全书》集部六《谷城山馆诗集》提要）；“公生当庆、历之世，又为历下之乡人，其所论著，皆箴历下之膏肓，对病而发药”（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于阁学慎行》）。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十《冯光禄诗集叙》：“古之修辞者，积闳而用啬，其神常应于有馀；后之修辞者，入少而出多，其力常操于不足。有馀者得诸心，故不厌为醇雅和平之调，而不能已于高华；不足者怵于目，故愈务为瓌奇亢厉之音，而终不能脱于纤靡。此不可不辨也。”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八《诗文》：“《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耶？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词，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明万历于纬刻本）以上即针对李攀龙及其所代表的复古文风而发。
    ④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州、弇州山人。大仓（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山东按察副使，河南按察副使，浙江左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按察使，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后七子”领袖之一。著作甚丰，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续稿》、《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读书后》等。
    ⑤李先芳（1511—1594）：字伯承，号北山。濮州（今河南濮阳）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官新喻知县，户部主事，刑部主事、郎中，尚宝司丞、少卿，后被贬为亳州同知。罢归家居四十馀年，大构园亭，广蓄声伎，优游林下。著述甚丰，有《东岱山房稿》、《折衷录》、《蓬玄杂录》、《五岳志略》、《阐微录》、《安攘新编》、《拾翠轩杂纂》等。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一《明故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北山先生李公墓志铭》：“归而坐卧一阁，尽发藏书，日夜伏读经史百家之言，钩玄抉精，毋不有所论著。而于有韵之文，自汉、魏、初唐下及近代，握枢综要，如衡万宝而锱铢焉。”“国朝之称诗赋盛于嘉、隆之际，吾里有两李先生。两李先生者，同时同官，名相比也。其致有不同者，历下以气骨合神，湛含万有而发以雄迅，意常超于象之表；濮阳以才情赴调，融合众采而出以和平，力常蓄于法之中：此其趋操也。比以五音，历下则轩辕之鼓、素女之弦，高张急节，铿鍧骀荡，洞心骇耳，而世不能究其变；濮阳则昭华之琯、嬴台之箫，肃雝和鸣，龙吟凤下，而世不能写其真。盖所谓异曲同工者与！夫风会之流日趋绮靡，而以遗世独立之林，振薄激颓，虎视千古，斯为至矣！”
    ⑥李学诗（1530—1580）：字叔言，号前峰。山东东阿苫山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官山西阳曲知县、河南开封府同知、刑部员外郎、兵部武选郎中。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十三《乡贤》：“为吏伉直无私，法在必行，不避权贵……两任剧地，又居繁曹，性勤吏职，不肯一时逸，以至成疾，归里卒于舟中。学诗虽核于世故，而心事洞达无机械，不能为时俗功巧。自奉甚简，不务声华，即与人交，未尝先倡，至则应之，有前辈风操。”
    ⑦孟一脉（1539—1623）：字淑孔，号连珠。明东阿南谷镇（今属山东平阴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官山西平遥知县、南京御史、建昌推官、尚宝丞、南京右通政、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贑，诰赠左副都御史。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十三《乡贤》：“一脉生而颖慧，方在髫龄，即以古人自期许。稍长，益励志进修……四入邑庠，为文辄出惊人语。隆庆丁卯举山东乡试，辛未成进士……直声震天……疏不矫矫名迹……历南通政，滞陪京七年……秩满乞归……家居日与素心人于文定商坟典，而亦雅爱佛乘……累荐督抚南贑……是以积劳成疴，屡疏控辞，始蒙予告。登榜四十九年，历官一十七载，归故山八十有一，又三年卒。”
    ⑧贾三近（1534—1592）：字德修，号石葵。峄县（今属山东）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选庶吉士，历官吏科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左少卿、南京光禄寺卿、光禄寺卿、右佥都御使巡抚保定、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等。与于慎行为莫逆之交，人称“两鲁生”。
    [补]九月丁丑，敕召大学士夏言；二月戊申，夏言入朝主政。①
    [笺释]
    ①夏言（1482—1548）：字公谨，号桂洲。贵溪（今属江西）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先为谏言，很快拜尚书，入参机务，居首辅。意颇骄横，严嵩妒之。因赞陕西总督曾铣请复河套事，夺职放归。嵩复唆仇鸾劾其受铣金，交通为奸利，遂弃市。后严嵩败，追谥文愍。有《桂州集》。《明世宗实录》卷三0三：“嘉靖二十四年九月……丁丑，诏起原任大学士夏言于家，遣官赐之敕曰：‘迩者内阁缺人，朕以卿赞政有年，忠勤茂著，特此起用……卿宜即日就道，驰驿前来。’”卷三0六：“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戊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夏言起用赴京，上悦，命复原职。”印鸾章、李介人修订《明鉴》卷六：“帝微觉严嵩贪横，复召用言。言至，复盛气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嵩噤不敢吐一语。所引用私人，言多斥之，亦不敢救，衔刺骨；而言以废弃久，务张权，所谴逐亦不尽当。御史陈其学，以盐法事劾崔元及锦衣都督陆炳，言拟旨令陈状，皆造言请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长跪泣谢罪乃已。二人与嵩比而搆言，言不悟。”谈迁《国榷》卷五十八亦有类似的记述。
    [原]（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纳采于秦。①通人秦公柏，②娶于张③，生夫人。夫人简穆自将，与先生相庄，先生白首无违言。④后先生一岁没，⑤具纳言孟公一脉状中。⑥
    [笺释]
    ①纳采：男方向女方送求婚礼物。《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贾公彦疏：“纳采，言纳者，以其始相采择，恐女家不许，故言纳。”（见《十三经注疏》本）秦：即秦柏。叶大亨《大明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元配诰封淑人秦氏合葬墓志铭》（以下简称《秦氏合葬墓志铭》）：“东村翁柏者，配媪张，独诞一女，则淑人也。生有奇征，每日晏，则见红光灼灼周映颜面，若绛纱笼，翁媪心异之。忽一夕，夫媍俱梦五色云中有两锦衣儿，共乘一龙而翔天际，下立一朱衣，指以示翁媪：‘此而女而壻也。’寤，各语其梦，益异焉。厥明，保母抱文定公过其门，翁出谛视之，侘曰：‘壹何似吾梦中乘龙儿！’亟缔姻焉。”（据拓片）按，此说颇具迷信色彩，意在渲染于慎行与秦氏系天生一对。
    ②通人：学识渊博通达的人。王充《论衡·超奇》：“博鉴古今者为通人。”（见《四部丛刊》本）秦柏（1519—1592）：于慎行《明故公府家丞东村秦翁墓表》：“秦氏，东阿世族也。其先盖凤阳人。高祖讳彦良，元末为东平路总管府判官，卒葬东阿，子孙因占籍焉……吾外舅东村翁也，讳柏，字大贞，以别墅自号云……翁生而聪敏多材，治经通解，未冠补邑诸生。而侠节好游，不视作业，从宾客少年，挥鞭挟弹，出入鸣瑟跕屣之间……求兵家言，闭门伏读，不至数月，即得其要指，能著论义。从御史试，辄举高等；再试，名第愈高……会孔上公入朝，闻翁贤豪，请以为圣庙典乐天官，覆如其议，有诏许之。典乐者，公府家丞而奉圣庙之祀……其职与博士等……部使见其貌庄，问知其士人，召前询访，应对有法，无不改容礼之，尊者在坐为起，守丞以下送迎，揖让如宾。主君以是重翁，将倾心任使之，而翁终不能俯仰，志又不行，因自罢去……年六十馀，邑大夫慕其贤，延为乡饮祭酒，时从问民间疾苦与政所宜兴革，翁辄以正对，无所阿曲，大夫敛容纳焉……予家自大父以来，与翁同巷。先宗伯公相与出入游处，为忘年交。予生始晬，淑人数月，即缔盟焉。受室之年，先公捐弃，予及淑人孤露无依，翁媪无他子女，亦惟淑人是依，所以赡予膏火，至废鬻以供。及予仕游长安二十馀年，淑人多病，翁家居思女，常以岁时輓辂省视，或蹈冰雪不辞。”
    ③张：即张氏（1520—？）。于慎行《明故公府家丞东村秦翁墓表》：“夫人张氏，阳谷张公吉女……贤淑有材，能综家政。”
    ④相庄：此指夫妇相互敬重。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惧内》：“近年吴中申、王二相公，亦与夫人白首相庄，不敢有二色。”（见《丛书集成初编》本）叶大亨《秦氏合葬墓志铭》：“甫笄归公，时公已举孝廉，攻苦下帷，不问梱以内事。姑刘淑人又已先逝，宗伯公家居久，产又旁落，日以诗酒自娱，客至，取啐嗟办。淑人夕篝灯纺绩，佐公膏火，晨起先诸姒上食宗伯公，亡不鲜。即夜呼酒，酒且至……宗伯公即世，遗簉室与幼子……淑人独调护惟谨，尝阴托其幼子于死……公遭丧，哀毁成疾，几不可疗，突烟常冷，而诸同产又嚣谇无已。时淑人脱簪珥，手调汤药御公……公成进士，官太史，从之  中，犹躬浣濯，啖糒粝，无异居约……江陵夺情议起，公倡同官疏争，尼不得上，图请告，淑人力从臾之。归，旧庐不芘风雨，而念祖茔阙护山，将不利于族众，大出赐金修治之……费度不给，则淑人鐶瑱匪有恡也……万历乙酉，公典南畿试，淑人从陆先归。吴越大姓某某，使使闯入阿，阴属老苍头有所祈，淑人闻而叱：‘抡材何任，而主人翁何如人，乃如此污吾耳！’……公正秩宗，沈藩越例请封，持之加藩，有粤援，欲从中下，伺秦翁入都，则奉朱提百镒为翁寿：‘愿翁一言婿，第得疏参，吾事办矣。’翁闻以甞淑人，淑人正色曰：‘翁何不知婿？婿以清苦受知，位上卿，纵辇金如山，必不肯易生平一节，毋溷汝门楣也。’……后公闻知，乃叹曰：‘成我志者，淑人也。’……公仕官不出词林，囊无剩钱，名田不数顷，而三族多待以举火者，率取办于淑人。节缩所赢，有缓急不待请而予……论者以公友于、睦婣，纚纚人口淑人之力焉。自公以屡请册立，忤上意乞归，优游别墅，若将终身，淑人逌然，时与偕往，观稼视获，自比鹿门……宾客门人，过从公游，移日达曙，盘餐杯勺，不呼而具，无不人人极欢。去大都，淑人有治办才，又不敢屑屑訾省，要在大计，故公倚之。”
    ⑤此据阴历而言，因于慎行卒于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夫人秦氏卒于万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如按阳历，则同卒于1608年。
    ⑥孟一脉所撰秦氏状，今佚。萧大亨《秦氏合葬墓志铭》：“状淑人者，纳言孟公。秦之所自出词，综而无溢。”“故譬淑人之造于于也，犹夫文定公之造于国也。则为淑人志，不佞何敢以不文辞？按状，淑人之先……”萧大亨撰《秦氏合葬墓志铭》，即本之于孟一脉所撰状。
    作者系聊城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52:32

论于慎行的忧患意识
在基督教文化中，人是有罪恶感的，唯其有罪恶感，人才必须去努力工作，以洗心革面。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无罪恶感，但却充满忧患意识。
    我以为史家之思维与精神面貌尤其是悲观忧患类型的。因为他从历览古今盛衰沧桑之变中，必然时时感受着一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为现实寻觅殷鉴，是史家的重要责任之一。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之说，便是对史家责任感的最集中、最透彻的表述。悲观忧患，并非消极，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居安思危，防微杜斩，睹祸乱于未萌，防患于未然，先天下之忧而忧，总之能于光明之中睹其黑暗，这都是一种极其强烈的现实责任感。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要忧患常存乎心中，便思有所振作，图谋发展。一个皇帝常将天下之忧患存乎心中，便可以做一个好皇帝，臣僚若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则可做一个有作为的臣僚，凡夫俗子平民百姓常思忧患，则可以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否则便是酒囊饭袋。
    接下我们所要讨论的人物于慎行的一生，便是充满了浓重的忧患意识的。
    明万历时，号称“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冠”。他有《文集》四十二卷与《诗集》二十卷行世。时人以及今人皆目为文学家。然我以为他却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而他首先是一个史家。巡抚山东监察御史姚思仁《兖州府志序》称：“宗伯公（指于慎行——引者）故在词林中最号有史材。”这不仅是因为他曾为翰林院史官，撰成《穆宗实录》，并曾在御前充经筵日讲官，为皇帝讲历史，而且还写下了《读史漫录》、《兖州府志》等历史著作，并为史志作序（如《安平镇志序》），更重要的则是他具有史家型的深沉的“通变”忧患意识。他在学术上也不纯粹，他博览群书，史称其“学有原委，贯穿百家”（《明史》本传）。他在知识结构和识见上都是很深刻广泛的。
    一、在其位谋其政，居其官负其责
    于慎行是一个比较诚实正直的官僚。原本为权臣张居正所赏识，但由于比较正直，而遂又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与之发生了矛盾，而终至于为其所排抑。据《明史》卷一百五《于慎行传》所载：“御史刘台以劾张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独往视之。及居正夺情，偕同官具疏谏。吕调阳格之，不得上。居正闻而怒，他日谓慎行曰：‘子吾所厚，亦为此耶？’慎行从容对曰：‘正以公见厚故耳。’居正怫然。慎行寻以疾归。”待张居正死后，于慎行才又官复旧职。张居正败后，家被籍没，然于慎行却致书主其事者，“言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词极恳挚，时论韪之”。为世人所称赞。
　　于慎行居官处理政事勤恳谨慎，尽只尽责。当其在礼部尚书任上之时，甚遵职守。当时万历皇帝与朝廷文臣大僚之间争执的一个焦点问题，便是早立太子以及谁为太子的问题。臣僚欲立长洛，而万历皇帝则另有所打算，彼此心照不宣，故闹得沸沸扬扬。于慎行身当宗伯之位，屡作建言，终于受斥于万历皇帝。据《明史》其本传载：万历“十八年正月疏请早建东宫，出阁讲读。及冬，又请。帝怒，再严旨诘责。慎行不为慑，明日复言‘删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帝宜不悦，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后又遇山东乡试，“预传典试者名”，后证实果然不虚。“言者遂劾礼官，皆仃俸”。于慎行身为礼官之长，遂“引罪乞休，章累上，乃许。”这是万历二十年的事情。从此便开始了他的十馀年的乡居生活。　　　　　　　　　　　　　
    二、立功立言、扬名千古的人生态度
　　于慎行对人生态度是，强调“自立”（《东阿科第题名记》），万古留芳名。
　　他的一生，恪守着传统的儒家道德，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君子进而在列，则谟谟献纳，展错国华，退而在野，则著述讨论，优繇艺术，皆以发挥明盛，藻饰太平，所遇虽殊，其志一也”。当其在朝之时，积极献纳，做好份内之事，而被万历皇帝斥有“要君疑上”之嫌。在朝廷的政争中，他急流勇退（姚思仁《兖州府志序》称其“盛年勇退，盘桓于狼溪鱼山间，甘以天禄石渠之业逊诸后来者”），辞官归里。他的退隐乡邑，乃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在朝居官还是有风险的，他在《兖州府志自叙》中有句曰“幸得完名奉身，含和鼓哺”。透露出当时士大夫层，战战竞竞的忧患在胸的心态。十余年的遁居乡野，他并未时时去“偃仰溪山，留连景物”，也就是说他并未去做一个游山玩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而是展其所长，努力写作，著述立说，立身立言。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的乡居生活，一方面得到乡里人的尊崇，同时也受到一些世俗士人的白眼和奚落。这从他的《兖州府志自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自叙》中道：“或曰：事有体裁，文有意义，浮沉纤钜，亦各不侔。吾子墨笔横经，从容帷幄，盖尝发石室之藏，纂集两朝之训录，考诸司之典，参修一代之章程，皇皇制作，闳且钜矣。今兹遁于耕牧，而●然侵小史之官，锐思乎土诵之所陈，极意于训方之所载，惧非近臣之事也。”这“或曰”实带有刻薄辛酸的嘲弄挖苦的味道。这不就是说：你于慎行工于词章，笔墨纵横，又曾充御前经筵日讲官，本为国家翰林院史官，曾备阅皇家档案，纂集实录，参于制作一代典章，可谓皇皇巨制。然今却“遁于耕牧”，而你大史官竟做此小史之事（“侵小史之官”一语，更带讽刺意味），此非皇帝近臣所当为之事。此“或曰”与于慎行之所为自有轩轾之别，自在天壤。此乃世俗之见，不知何以为人，何以为史者也，徒不学无术耳。
　　而于慎行的回答则是：“唯唯否否，夫修词之轨多端，而立言之涂匪一。君子进而在列，则谟谟献纳，展错国华；退而在野，则著述讨论，优繇艺术，皆以发挥明盛，藻饰太平。所遇虽殊，其志一也。君实屏居洛上，史鉴乃成，平叔归老睢阳，谏林是著，莫不抒平生之志，勒一家之言，●●当朝，榷扬千古者矣。况何海名区，圣贤旧里，三千馀年之文物，二十七属之封疆，明使君之所勤，渠里人士之所瞩望，虽勉竭驽钝，固未足称其万一也。而子乃云云，则山海之经不慕于神禹，州之志不列于丘索矣，何以徵宛委之藏，发图书之奥哉！若乃虞卿穷愁而著书，韩非幽愤而漂说，司马留滞而为史，杨雄寂寞而草玄，此皆贤者不得志于时，隐约郁结者之所为也（以迁等为楷模，隐忧郁结于胸，寄于为史）。仆虽不敏，生逢景运，身荷渥恩，幸得完名奉身，含和鼓哺，考旧邦之典故，光圣世之舆图，窥寸管于璇玑，增蠡测于渤●，固亦词林之旧业，报国之涓忱矣。如其偃仰溪山，流连景物，而使熙朝之埏埴，郁于睹闻，仁里之声明沉于记载，仆虽不敏，固窃耻之，比于数子志亦相悬矣。爰缀末简，用表厥衷，且告不恪于里士云尔。”于子之与“或曰”者，其境界风貌自有雅俗轩轾之别，其悬隔自在霄壤矣。他把编述《兖州府志》视为“报国涓忱”之流露，把著史提高到报国的地步。
　　在时人的理论观念中，“志”次于“史”。然这并不是说“志”的作用意义就轻于“史”。关于于慎行编纂《兖州府志》之隐忧心怀及其旨趣，巡抚山东都察院右检都御史张允济《兖州府志序》为之阐扬发挥得淋漓尽致。曰：“郡之有志，犹之乎国之有史也，我高皇帝大一统分部而概志之●分胪列，各有司存迄今，或志或否，岂疆土殊哉。大都志以述事，事以出政，政以平民，而民壹禀于信。语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其谓志欤！”著作志书，乃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据史以治今，而取信于民焉。因之，著作史志的最终目的宗旨即在于一个“信”字。如何取“信”呢？《序》又曰：“顾志亦难言矣。匪博弗详，匪慎弗●，匪公弗协，三资不备，瑕瑜莫掩，是非刺缪，其足术也者几希。病在弗信，弗信弗传已。”这里提出了作志的三个原则：出于博、慎、公，而致详、●、协。三资融为一体，则达于信矣。“博”是个史料的搜集问题，“慎”是个材料的鉴别取舍态度问题，“公”不同于上二者，前二者还是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而“公”则已进到作史的本质层面，是根本原则，是非必出于公心，才能取信于民。故《序》曰：“夫子志在《春秋》，其文则史。”这便是说史以述志，史中总有作者的心迹志向在。所以他认为于公的《兖州府志》乃是“因鲁之后，遵《春秋》之业而润色之，则尤旷世盛事，视它方独重焉”。认为于慎行“先生故一代良史，……概诸春秋，有如面授，道未坠地，识在贤者，不求信于民，而民信之矣。”这对于慎行的作史志事业评价是相当高的，而于公确亦当之无愧。《序》言：“美哉洋洋乎诚大国之信史也。信则传矣，文不在兹乎。夫齐鲁之娴于文学，天性固然，乃原本山川，博采风谣，以补短助流，太史之业也；守周公禽父之训，修理易俗，而平易以近民，有司之任也；提衡郡国纲纪庶政，以上宣主德，下振民●，则余抚治者之责也；省方设教，因俗敷化而嘉与齐鲁更始，则圣天子之事也；至若佚不怀安，治不忘乱，约不弛防，满不弃礼，则自天子而下至于司土者，实均有大惧焉。惧则思，思则日远于不善，而日入于善。此夫子作《春秋》意也，故曰此信史也，是足术而传焉者也。”从于慎行的《兖州府志》中，逻辑出如许必负的责任事来，足见史志之为用亦大矣哉（冯琦《序》则谓“公之所为志，其义精，其用大矣”）！上自皇帝，下至百官、巡抚、地方各等大小臣工，无不当以史为鉴，而尽职尽责，做好份内之事。至若居安思危，治不忘乱，则更是“自天子下至于司土者实均有大惧焉”，读史以至于忧患恐惧常存乎心中，战战兢兢地去治民行政,虽在今日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史训。
　　《府志》三家序，对于《志》大抵是以《春秋》相许，而少言及《史记》者。张允济《序》则曰：“其体裁本之迁固，●词则之左氏，而是非得失总之折衷《春秋》，以期不谬于圣人。”只说体裁本之迁等，这只是看到了一个表面现象。我以为更重要的则是，于慎行之著史精神心迹乃是本之于司马迁的。我以为于慎行同司马迁，在其心灵深处有一种潜在的共鸣感，都是怀着一种抑郁孤愤忧患之情来处事著述的，然此却是又不能明言而加以阐扬的，不过却又不能全部掩饰，而常流露于笔端。冯琦《兖州府志序》谓“大宗伯于公自结绶而登著作之庭，学士大夫翕然宗之。自归卧东山，益得以其间讨探当世得失之故”。可见正视现实，“讨探当世得失之故”，乃其乡居期间更加从容的事业。姚思仁《序》言其“盛年勇退，盘桓于狼溪鱼山间”。此等身世，不能不使其常怀隐忧在胸。而于慎行在《自序》中则说得更明白一些：“君实屏居洛上，史鉴乃成，平叔归老睢阳，谏林是著，莫不抒平生之志，勒一家之言，●●当朝，榷扬千古者矣。……若乃虞卿穷愁而著书，韩非幽愤而漂说，司马留滞而为史，杨雄寂寞而草玄，此皆贤者不得志于时，隐约郁结者之所为也。仆虽不敏，生逢景运，身荷渥恩，幸得完名奉身，含和鼓哺……”这不就是说，以司马迁等为楷模，隐忧郁结在胸，而寄心迹于为史么。在政治上于慎行急流勇退，而在学术思想上，则是益愈深沉抑郁忧愤，效司马迁之所为而发愤著述。
    于慎行的人生态度是，要做“良士”、“哲人”，要不仃的做事，做好事，做正事，不仅立功，且要立言，不仅留名，而更重者则是要留芳名，留下事业精神，名标千古。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留名于世的问题了。他认为科名、富贵皆不足恃，士当留芳名于百世。这里充满了一种对己、对人、对历史的积极的忧患责任感，这精神是很可贵的。这种意识在其所作《东阿科第题名记》中表现得最为明确。曰：“然闻之位隆而道污者，良士之深诟也；身没而名彰者，哲人之永怀也。彼其拖金玉、乘坚刺肥，赫奕炜煌，●耀耳目，而里●之子弟，听见其光采声华，至于咨嗟叹慕，以为不可望。及其一旦与物而俱尽，则向之所谓光采声华、●耀耳目者，固已如朝露之●阳，飘风之过耳，而所存者方寸之名耳。于是学士大夫，从而追议（这代表着历史的裁判，总是由后人评论前人）其臧否、哲愚之迹，较乎若黑白之不爽，其卓有树立者，想见其为人，恨不与之同时而生；而其有一言之不合于古者，当是之时，欲去其方寸之名而不可得。士之所以自立，其不系于科名、富贵，不亦明著已乎！”于慎行认为，人当“自立”，即自为“卓有树立”，建功立业，标准就是“合于古”，此即合于“道”，合于“古道”，这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相当于现代之所谓合于马列主义，合于人民利益），合于历史的镜鉴。他之所谓“古”，并不能仅以时间去衡量，而更重要者则是作为一个美好的理想的完美的逻辑和境界而存在的。他在许多地方都是如此使用着“古”这个概念的，如在《兖州府志、职官志叙》中说：“惟汉制为近古焉。”又，“唐宋以降，法令滋章，监临之职日增，州郡之职日紊，治之不古则有由。”他用传统的完美的道德去衡量人以及人生的价值，所以他认为空虚的浮名、金玉朱紫等这些外加的耸人视听、震耀耳目的“光采声华”实不足贵，所要者士当善自树立耳。
    故于慎行主张士当有所作为，且当有大作为。他并不满足于文学侍从之臣的地位，主张毋偏于艺，要文武双全。他在《送于宪使子冲备兵蓟门叙》（《谷山馆文集》卷三）中说：“子冲壮而登朝，名誉日进，一时讲艺之士，无不折节严事，以为李先生之后东方有人，而予不谓盛也……然子冲第毋论其它政，独以文章名家，令当汉建元、元朔间，待诏殿门，称文学侍从之臣，高可长卿，下乃庄助，而奋迹州郡，握符行间，至令（？——引者按，“令”字不清）世以刀牍弓矢器，子冲之材，见谓兼资文武，岂不浅哉！及观长卿以四乘传略定西南夷，●●冉●之君入为臣妾；东瓯之难，天子遣庄助以节发会稽兵，莅诛闽越，以威南海。此皆号为文学士，而用武节见功，暴于天下，迹亦奇矣。向使二子徒以词赋应对，不出承明，则有较饥饱于侏儒，挈技术于卜祝耳，何以自振耀如是哉！嗟乎，此予所为慕子冲而心壮之者。往与子冲、可大游戏笔砚，类皆有以相期，今吾两人过四十往，可大亦近矣。可大儒术吏治超轶时流，而子冲以功名显，如此，予官虽少进，而独从陛●之间，藏其不肖，一不能有所建画，以当明主匡时逢世之仕，何以文学侍从为乎？子冲行矣！蓟门在永密之间，左提右挈，连数道之众以护京师，至要地也。……畿辅诸兵大夫，往往即●开府，再晋都护，入秉元枢。当事且以此待子冲。子冲尽精厉气以报县官，使主上拱挹清穆，无北顾之忧，帷幄大臣甘寝秉羽而向太平，古所称敌忾折冲之勋在斯矣。彼长卿、庄助仗一使之任，称一剑之雄，乌足为子冲道。子冲勉之。”（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三《送于宪使子冲备兵蓟门叙》）可见于慎行认为士不当老于文学侍从之臣，当兼资文武，为国家建立奇功异勋。并以此勉励于子冲继续建功立业。由上述观之，可见在其意识中以为：１、人各有志，在其位当谋其政也，武当立功疆埸，治民当官，当刷牙新吏治，而若己之为文学侍从之臣，则当有所建画，此各有其责任也。２、不满足于文学侍从之职，以为人当多建功立业，即为文学之士，亦当效军国之劳。其以为司马相如、严助等皆文学侍从之臣，然司马相如曾以四乘传出使西南夷而略定之。此正是大汉王朝蒸蒸日上、朝廷济济多士之秋，士人亦皆精神焕发，连文学侍从之臣亦跃跃欲试于疆埸之劳，若严助为近侍文学之臣，然亦节发兵诛闽越而立有军功。于慎行极力颂杨此等人物，以为人应走出廊庙，去为国建立实际的功勋。故其言‘若二子徒以词赋应对，不出承明’之殿，则只不过是落得个计“较饥饱于侏儒”之中，“挈技术于卜祝”之列者而已。于此，于慎行首先肯定的是，二子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实在于自我奋斗耳，不以文学侍从与侏儒较饥饱为足，故能为国建功立业功。于慎行以此勉励于子冲，并以为于子冲实大有过之也。而于慎行认为自己“官虽少进，而独从陛●之间，藏其不肖，一不能有所建画，以当明主匡时逢世之仕，何以文学侍从为乎”？也就是说，自身仕在朝廷，备文学侍从之职，当有所“建画”，乃职责所系也，否则为失职。他对那些做享太平的人有所不满，而歌颂立功之人。　　　　　　　　　　　　　　　　　　　　　　　　　　　　　　　　　　　　　
    三、悲天悯人，顾念苍生
　　其忧患意识，从方法论上言之，与其“辨名实”之术不无关系。他的学术思想在方法论上也自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总而言之他是主张综核名实的，这同他读书广博，知识结构复杂，综合百家，博采众长而求其是的学风也是一致的。他反对拘“泥”于古，主张辨名实。他在《兖州府志》卷一《沿革志·叙》中说：“然而名实之际，有不可不辨者，禹贡之兖界在济河，而今日之境，略及海岱。故其东南郡邑，属徐州之域者十之七八，西北郡邑属兖州之域者十之一二，盖宅徐之方而受兖之名也。执古而求之，泥矣。嗟夫体国经野，代有因革，州域枘凿，郡国矛盾弗可胜原矣。然而仰观星野，俯察河山，质古以准今，控名而课实，有足术者，故以唐史天文为主，标四国星野于前，复以历代地理所列，叙郡邑帮委于后，而府之图籍因可披矣。作《沿革志》。”由此观之，他的不“泥”古，也并非一味的不信古，否定一切。而是择善而从。何以知其为善，这仍然是要通过综核古今名实而知之也。这也是一种通古今之变。若欲“通变”，则非“综核”不可。故其“综核”、“通变”既是目的，亦是方法。真正而讲究的“综核”，必是以“求是”为指归。比如在事物（若古今）的对比中而求是之。如此，便会对现实作出各种不同程度的正确而有价值的判断，其对自身所处时代之民负重压，由繁华走向衰亡，心怀隐忧。故世间疮痍，乡里民隐，常形诸笔端。
　　于慎行（１５４５——１６０７）生于明嘉靖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五年间，其时正处于有明一代盛衰转变之机，他亲自目睹了盛衰之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自余少时睹记，生聚繁殖，●●充盈，比年以来，日益凋蔽，文化为陋，丰化为啬，若将有索然不足之心”。民间社会矛盾都已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之所以如此，其故安在？大抵不外是由于吏治政风日败、国家剥削日重，农民难于承担所致也。
　　中州、山东一带，徭役繁重，尤其是科差杂泛，民不堪其供。如治河之役都是随时兴发的，属于杂差之徭，向为无底洞，扰民之甚也。据《明史》卷１８２《马文升传》载，中州沿河两岸，岁役不下五、六万人，山东河南等地塞决之夫不下二十余万。《世宗实录》卷１８嘉靖元年载：“河南山东修河人夫，每岁以数十万计，皆近河贫民，奔走穷年，不得休息。”《孝宗实录》卷１７６载弘治十四年监察御史顾潜奉命至北直隶、山东及河南印马，回京奏报曰：“近历养马地方，如永平、顺德、广平三府，地狭人稀。大名虽颇殷富，然皆苦徭役繁重。真定、保定、河间三府俱冲要地，供亿军旅，至于累月夫役动用万人。山东兖州、东昌、济南，河南开封、卫辉、彰德，境滨河海，沙卤地不可耕，又路当接递，●挽人夫夜不及息，民困已极，庐舍几空。况重以马政追征，买补相继，困益极焉。”
　　于慎行生当其时，不能无动于衷。对于治民，他主张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不能一味的使用暴力，要网开一面，给予生路。必使民有其安稳的归宿，天下才可得太平。他在《安平镇志序》中说：“夫上之域民，犹治水也。水之为固，必浚为沟浍，遏以堤防而后翕，犹顺轨以趋于下。然其旁出羡溢，亦必得巨薮大泽而渚之，使其游波宽缓有所休息而后不至于溃。夫民亦然。居之郛郭，画之经界，此大纲大纪，万世不能易。至于五方之游轶，百贾之转鬻，亦必就闲四通之地，以有所倚靡曼衍而不束于有司之三尺，然后其志安焉而利可久。故圣王体国经野，亦往往解其罗之一目，而有所不尽则是地也，固亦民之薮泽乎哉？自余少时睹记，生聚繁殖，●●充盈，比年以来，日益凋蔽，文化为陋，丰化为啬，若将有索然不足之心，其故安在？《志》所称“时诎举嬴，闾阎繁费，及谓新城改建，财力耗屈，此不可归之天数也”。画地而守者，其亦有永思乎？夫镇者，重也，镇之而使不弛；又，镇者，定也，奠之而使不挠，域民之道也。故无郡邑之名，而有郡邑之政，有郡邑之政，而不纯用郡邑之法，则镇之义居焉，而不善者，是峡薮泽而溃之也。其亦有系于漕渠，而非但一郡邑之故矣（漕政之重又过于郡政也）”将治水防患与“域民”之道相系之，是委实值得注意的。古政治家有从政治之角度言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喻者，而于公本言治河，却将治民之政治引入，借治水而谈政治，此更可见出一个在野之官员的良苦用心与深沉的政治忧患之情。
　　于慎行反对居官“肆于民上以从其欲者”，反对肆虐的贪官，主张做好官、好人。其作《宦迹志》之目的，即在于为居官者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儆诫之言，令其“知长民者之不易也”。他在《兖州府志》卷二十六《宦迹志一》中说：“是故究宣德泽，以敝吏治，州部之任也；班布科条，以率长吏，守相之绩也；怀保小民，以固邦本，令长之职也；奔走夙夜，以奉簿书，佐史之事也。崇卑广狭，其道非一，而奉公循理，系（？）吏（？小？）民之思，则无弗同矣。－－嗟夫，甘棠勿翦，陈南国之风；●尝著思，遗桐乡之爱。仁人之泽，民所怙恃，何可谖也，岂其肆于民上以从其欲，如外传所述千载之下有衮钺矣。君子于此而知长民者之不易也，作宦迹志。”　　　　　　　　　　　　　　　　　　　　　　　       对小民主张以“怀保”之策治之，治民必怀而保之。此策大致说来包括两个方面，即手段要缓和一些，政事设施以保民为旨。对民要给出路，负担过重，民不堪其负，邦本不固，国将不宁，他在《户役》、《田赋》、《驿政》诸志中，寄寓着无限忧思。
　　卷之四《风土志·叙》：“叙曰，记有之，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刚柔轻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此风欲物土所由辨也。时移代变，政有污隆，俗之升降，●亦由之。……至若物土之宜，肇自禹贡职方所纪以迄于今，民人所喜好美服甘食以安其居。附于谣俗之末，辨土宜焉。夫陈诗观风，以稽政化，任土作贡以奠民居。先王所以疆理天下之大法，弗可忘也。作风土志。”于慎行立风土志于著史之义是颇具匠心的。史书中述及风俗，这并不是于慎行的发明。班固《汉书》论及四方风俗是附在地理志中的，而且分量较小。于慎行将“风”单摘出，且与“土”相结合，而明标为“风土”，这实际上是注重地理环境、基础农业对于社会政治精神文明发展之影响，更重要者是其旨在通过观风俗以知政教之得失。可见其忧思深沉，用心亦可谓良苦也。
　　他在《兖州府志》中，频频发出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以致使“民弗堪也”的呼吁。如曰东阿县当“两京孔道，徵发甚剧，民弗堪也”。卷十一《职官志叙》曰：“国家以兖置府，统二十七城之长，布采奠服小大相承号令指麾，浃于千里，可谓倚重矣。然部使监司，以职业临其上者不下十馀；河堤兵戎，以使事驻其境者不下五六，而以一郡之长吏率属城而应焉，其疏密繁简视古何如？岂但十羊九牧之敝哉。”小小一郡之地，竟受有如此之多的朝廷机构驻扎，过于十羊九牧之远甚矣。官差繁多，有甚于他境。他在这篇《志》提出要精减吏员，以减轻民之负担。认为“惟汉制为近古焉。合邑而为郡，郡有守丞；合郡而为州，州有牧伯。上简而下繁，上疏而下密，合易行而职易考也。唐宋以降，法令滋章，监临之职日增，州郡之职日紊，治之不古则有由。”在〈府志自序〉中说“赋则于壤，役简于民，上有赢诎，下有登耗，蕞尔兹土，倍蓰他方，竭泽反裘，●室所叹，故志田赋、户役。……兖四达之逵也，车马之迹，旁午道涂，畚●之役，绎骚境土，民弗堪命矣。”　　　　　　　　
　　最值得注意者，就是他的《田赋》、《户役》两《志》。在这两《志》中，记载了兖府各州县户口、田亩，以及各类赋役：夏税、秋粮、丝绢、马草、力差、银差、里甲、马政等项的具体数额，且详列其细目。给我们确认其时农民负担之重提供了可靠数据。这虽是兖州地区的具体情况，然却具有普遍性。其《田赋志》“序曰：国家田赋之制，无虑二十取一，较之《禹贡》亦非溢也。然而田野之氓，或呻吟转徙，不任公家之租税，何哉？法本轻而后稍滋重也。有因事而加赋，或已竣而未除，有缘灾赐租，或已收而他抵，有褒益于盈虚，而阴移其敝，有羡溢于铢两而明●其膏。此赋不均平而民无告也。乃举而归之地利不辟，人有遗力焉，岂尽然哉。迩来庙堂规画，郡邑承宣，多所损益，以求至当，而山泽之间不能悉也。所可考者，征科之额，具在旧典，取而列之，若刻舟矣。赋出于田，其类凡四：曰夏税，曰秋粮，曰丝绢，曰马草。而土贡、盐钞、课程附焉。作《田赋志》”。其《户役志》“序曰：国家取民之法，因地制宜，不可比而一也。江以南，赋重而役轻，其民苦于租税；江以北，赋轻而役重，其民苦于更徭。此不可不详也。兖之为境，介在二京之道，毂櫂之所纬织；居于河漕之间，畚●之所辐辏，征求无艺，加派滋多，民之劬劳有日矣。大夫师长日相与讲究擘画，求所调养节缩，措诸衽席几无遗策，而利敝之源未易殚述也。要以求之于法，不若任之于人，节之于末，不若裁之于本，彼胶柱之与解弦，吾乌知其同异哉。徭役之法，出于户口，其类有四：曰力差，曰银差，曰里甲，而马政别记焉。作《户役志》”。
    一般说来，有明一代，江南赋重役轻，江北则是役重赋轻。这只是就南北之区其各自的赋役之科的比例而言，然就农民而言，则是赋役皆重，总构成了民之不堪承受之重负。明代赋役之重，早已积重难反，正如于公所言，改革之方，“讲究擘画”，“几无遗策”。大致说来，至嘉靖年间，渐归垄为条鞭之法，然始终未能解决赋役之重、征课之繁的问题。而农民之重负并未减轻。
    于先生在《户役志》末附录了隆庆元年户部尚书葛守礼《宽农民以重根本疏》。葛守礼是反对一条鞭法最力的人，他在隆庆元年做了六个月的户部尚书。在这篇《疏》文中写道：“臣筮仕为彰德府推官，历观河南人物殷富，沃野盈畴，其时赋役尚如旧也，后有巡抚河南者，以江南之法行之河南，按地科差，始将租庸调之征，并之于地，有家有身者皆不与焉。于是农民器然丧其务本之心，地愈多者苦愈甚，富者贫，贫者逃，而田卒污莱，弃为萑莽。如修武等县极目不见其界，及臣为巡抚，入其境，见田野荒芜，黎民憔悴。咨访其故，始知为以地科差之害，夫江南以地科差，盖收入既多，又十年始一应差，故论地亦便。若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地多瘠薄少碱，每亩收入不过数斗，而寸草不生亦有之，且又年年应差，并之于地，无怪农民失所也。既而放告，有卫辉府淇县民至舍原价，空以地归原主，一日而具状者二百人。中亦有原主抵告者。随而审之，云，当时为贫卖地，今地归于我，将何办差？一人必欲归，一人苦不受，时亦无可奈何。乃叹曰：土地生物以养人，财用于是乎出，至使人恶之如是，为法之弊，以至此哉！乃谕而遣之。即查复旧规田地，令纳本等税粮，及驿地站粮丝绵绢布，门户人丁则应力差等役，民乃喜若更生又乐种田，而逃亡者亦渐复业焉。未几迁官，而继之者不察，又复以地科差，今其患未已，不知凋弊作何状，此亦可以为戒矣。近北直隶乃又仿而行之，计地徵银，农民丧气，无计得脱田亩，将来畿内荒芜，必可立见。闻之此法又将浸淫及于山东。夫山东地大半滨海，盐碱少薄，，甚至不毛，民已苦包粮，若再加之以差，民不至尽逃，地不至尽荒不已也。先此独以纳粮负累，民亦逃亡，见今沂费郯滕之间荒田至二万馀顷，人烟继绝，周回几百里。庙堂之上，经画招徕开垦者二十馀年，竟无一人归、尺地垦者。倘科差之风不止，则举山东为沂费郯滕，在数年之间尔，可不畏哉！臣农家也，习知农苦。”葛守礼提出要皇帝“明诏严禁以地科差”。条鞭之法，在当朝便毁誉各有所加，此亦确为事实。于先生基本支持葛尚书的意见，通过这篇疏文，将其时农民所受赋役之苦述说得淋漓尽致。他在这篇引文之后，还加了相当长的案论。曰：“或问条编之法仿于江南，近日府境州邑有行之称便者，他邑争效焉。而稽之舆论，亦有以为不便，如葛大司徒之疏。何其相戾也？曰法固有便、有不便也，而其所以便，又不系于照地与否也。盖国朝赋役之制，本唐人租庸调之法，以夏秋税粮徽之地亩，银力二差派之门丁，犹惧其不均也。复准则壤成赋之遗，立为三等九则之目，因其     消长登下而轻重其役焉，法至善也。积习既久弊端渐生，于是一二有司更为条编之法，以为画一之制，见谓改弦易器、耳目一新，而其中有便、不便者焉。”于公认为旧法积弊已深，而条鞭之法，亦有利弊之二重性。故其认为当折衷其制，使力差、税粮之银入官上柜，里甲之银并入差银上柜收支，门丁均徭不审而并入田地，等四事得法，仿此而“又得良长吏以行之”，“即不必照地科差，而条编之法亦可通行无弊矣。”
    于慎行这个意见，是基于他对一条鞭法的基本界定认识而来的。他认为“条编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也就是说，条鞭乃权切之名，而并非十分具体确定之名，他反对将条鞭当做一个固定不变的、僵死的制度。条鞭应有其具体的灵活性。关于对一条鞭法的界定，即在当时人也并未有明确统一而为一致认可的界限。于慎行这个观点还是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故其言：“粮不分●口，总收类解，亦谓之条鞭；差不分上下，以丁地为准，亦谓之条鞭；粮差合而为一，亦谓之条鞭。其目夥矣。天下有治人，无治法，顾行之者何如，岂必胶柱而谈哉。”
    因之，他的基本看法：第一，在执行中还当辅之以补救之法，原则即是“物惟不齐而思以齐之，分惟不均而思以均之”。他很赞同旧制分作等则之法，曰“法所以分三等九则者，正以齐其不齐而使之均也。今不分三等九则，而概以丁田之数比而一之，第无论丁之贫富，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千万，而于祖宗之旧制亦少更矣”。于公在赋役之法中强调“均齐”、“均平”的原则，时至今日则仍有其现实意义和价值。此仍不失为一种社会公平合理负担。时至今日，可以通过一定解释和转换，而为我所用。我以为今日之国家财政税收以及个人收入亦必贯彻一种社会公平原则。“社会公平”是一种博大的救世情怀，任何政府和党派宗教团体之活动必以救世为目的，不以救世为目的的制度是不能存在下去的。我以为我们反对平均主义，扶植并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做法似乎走过了头，或者说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缺乏具有真正实践意义的广泛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制度，这里突出而集中的表现在对农民的民生民权仍未得以真正落实上。政府官员的集体贪盗的网状结构，红顶商人遍地，实已构成严重的社会隐忧，人们的社会公平感正在日渐丧失。第二，还是要基本维持住赋役的三个基本根据和来源。曰“所谓丁银者即有身之庸也，所谓门银者，即有家之调也，所谓税粮者，即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税粮，而益之以地差，差出于门丁，而反去其门银，是田不止于租，而家可无调也，非法古之意也”。他认为应基本维持着传统的赋役三源租庸调法，而在实践中当有所变通也。以为“政先正名，事必师古，为治之大经大法在焉，较计利害，又其末矣，此葛公之指也”。对于于公之言论，不能抛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和传统的社会制度去议论其是非得失。他的“有治人、无治法”之论，在认识上还是有意义的。从今日法制、法治社会的理念和观点观之，这固然是错误的。然在制度法令的贯彻执行中，强调人治，人的决定作用，在当时却势必如此，乃至今日尚不免如此，这是必须承认的一个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既然人治在所不免，便当选择好官吏，即于公之所谓“良长吏”，政府不仅治民，还当严于治吏，反对贪盗害民，势在必行。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53:04

兖州府志的评价
《兖州府志》是于慎行在万历十八年（1590）至三十五年（1607）致仕家居期间，应兖州先后两位知府易澄瀛和卢学礼的邀请，而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部府志。该志书最早的刻本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本，但目前国内已绝少流传，20世纪60年代曾在钜野发现该志书，被认为是孤本，但缺少“人物志”和“典籍志”。80年代，经山东大学著名学者殷孟伦教授拜托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教授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复制所缺的二志，并由齐鲁书社于1990年出版，终使这部散佚多年的明代方志杰作重新问世，给后人研究于慎行提供了重要素材。
    明代的兖州府，包括今天的济宁、菏泽、泰安、枣庄、临沂等市的三十余县，是当时管辖县较多的一个府。在嘉靖年间，曾有《兖州府志》，在其后的清代康熙年间，也有《兖州府志》，综观几部不同时期的《兖州府志》，可以看出，于慎行所修的《兖州府志》与其他二志相比较，无论是从体例之严谨、选材之丰富，还是考证之精确等方面都要胜出一筹，尤其是该志的史料价值更为后世研究者所公认，称此为研究古代山东地方史，尤其是兖州地方史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
一
    于慎行所撰修的《兖州府志》共有52卷，另附《府境州县图》一卷，是一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志书，堪称旧方志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其一，选材丰富，体例严谨，地方特色鲜明。
    该志书52卷，包括了志书中应列入的内容，极富地方特色，并多有创新。该志书中除了应有的沿革、户役、学校、河渠、风土、山水、人物、职官、艺文、灾祥等志以外，还根据兖州是孔子故里所在，以及历史上在此活动的名人甚多、遗迹丰富的特点，增加了圣里志、陵墓志与古迹志等。圣里志分为上、中、下三志，份量颇重。上志按照编年体体例记载了孔子一生的活动，中志记载了孔子的几位著名弟子曾参、孟子、颜回的活动及孔门主要弟子的事迹；下志则介绍了历代孔、孟、颜的后代中的知名人士，读后对孔子及其弟子、世亲、后人的活动有了一个清楚的脉络。
    祠庙志和陵墓志则对兖州境内所存的历代名人的祠庙和陵墓进行了详细考证。如现存最早的少昊陵，殷商时期比干墓；其它如春秋战国时期范蠡（陶朱公）庙与墓、孟尝君庙、黄石公祠，左丘明墓等，这对于后人考察这些名人的故居及活动遗迹无疑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其二，史料丰富、考证翔实，既充分汲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亲自考察，发现不宥于前人之说，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史料价值非常高的志书。
    在撰写这本志书的过程中，于慎行利用家居的闲余时间，除了阅读浏览大量先人整理的历史书籍外，还对兖州府境内的许多遗址进行了实地考证，并得出了自己不同于前人的科学结论。
    如本志书中设有“丛谈志”，对历史上发生在兖州有影响的事件传闻、典故、纪闻都作了记载，并加以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孔子问老子、刘晏与玄宗故事，黄石公、颜真卿故事等。在帝绩志、宦绩志和人物志中，同样对有影响的帝王、皇后、妃子，历史上在兖州为官的重要官员及当地名人也作了记载。人物志记载篇幅较重，对历代的兖州籍人物及在兖州为官的人物的主要业绩加以描述，其中有些人物的活动在正史中记载较少，可以弥补正史研究中的不足。
    其三，重点对经济问题和国计民生的研究。
    大多数旧志书中缺少对经济问题的记载和研究，《兖州府志》则表现出不同于旧志书的一个鲜明特色。本志书设有“盐法志”、“马政志”、“户役志”、“田赋志”、“驿站志”，对经济方面的问题都多有论述。如田赋志中对不同朝代夏粮、秋粮的征收数字都有详细的记载。户役志中对历代盐、纱、土贡折色以后变化也十分清楚。在这部志书中，重视对当代政治，尤其对明朝开国以后直到万历年间的情况记载详尽，体现了编写志书中略古详今的原则。这些记载对于后人研究嘉靖、万历年间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张居正改革前后兖州地区赋税徭役的变化情况，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这些局部地区的田亩、赋税中夏、秋粮、折色、绵帛，各种徭役、盐法等变化中，从细致入微处也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领域所发生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整个社会经济所产生的一些影响。
    其四，重视对历代诗文、词赋等文学作品的研究。
    于慎行作为一个明代中后期知名的文学家，不仅自己在古诗文方面颇有天赋，而且在所作的《兖州府志》中，在艺文志方面也下了许多功夫。对历代名人以及他们在兖州所作的有关兖州的词赋、诗歌、箴铭、杂体、制诏、祝文、碑文都尽力加以收集，对于一些难懂的以及有争议的诗文词句，还加以注释或标明出处，对于后人探讨和研究这些诗词碑文的内容和背景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在志书该部分所收录的碑文中，于慎行尤其重视对当代艺文的收集，包括他本人所撰搞的碑文，如《重修阙里林庙碑》，以及《东平坎河石壩记》、《韩庄新河记》、《东阿科举题名记》、《云翠山天观记》等，从不同角度记载了于慎行所生活的时代当地在水利、科举方面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成为后人研究地方历史文献很有价值的资料。
二
    从于慎行所撰修的《兖州府志》中，也非常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处世治学态度。
    于慎行自幼熟读经史，学问渊博，他信守儒家忠君爱国、正直敢言的信条，在政治上坚守儒家传统思想，维护皇权，但他又不阿谀媚上，敢于直言。这就导致了他在为官方面仕途坎坷，曾三次被罢官，其中有两次是因为反对张居正夺情和反对万历皇帝欲立福王为太子而激怒张居正和皇帝而去职。他自从进入仕途后深受万历皇帝的器重和张居正的提携，但他在所认为的原则问题上并没有畏缩和退让，宁愿丢官而不违心去迎合上级投其所好，表现出在他的世界观中维护儒家君臣大义，讲原则，刚直不阿的性格。于慎行曾受到张居正的打击，但在张居正身败被抄家时，他又挺身而出，不计前嫌，肯定张居正之功，也指出居正的过失，反对将张居正全盘否定，并牵连家人无辜，表现出于慎行坦荡的胸怀。于慎行这种性格也体现在这部志书中，在对历史人物、事件撰写和评述中忠实于历史事实，对于在历史上正直有骨气的先贤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和评价；对一些有争议的人物也充分肯定了其功绩，既忠实于历史记载，又有其独特的看法，尤其是一些历史人物对兖州地方发展所作的贡献都细加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史中对一些历史人物研究的不足。
    从志书的编纂中，还可以看出于慎行知识丰富，对历代典章制度、文物典藏、人物活动地理沿革等内容在志书中各卷排列有序，议事有据，繁简适当，取舍有度，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志书和信史。志书完成后即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礼部侍郎冯琦在为志书所写序言中称于慎行“旁搜博采，属词比事，援古而参，以独创提纲而列，以分曹为目二十有八，总五十二卷，历三岁而书成，镜古今于寸管，总四封于尺幅，历汉唐以来，鲁乃复有继春秋而为史者。”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尔齐评价为：“期间政治之沿革，风俗之隆污，食货之盈缩，赋役之繁简，人物之臧否，下至沟塗津梁，草木鸟兽，纎悉靡细，皆可考而镜也。先生核实于载籍，求逸于野史。芟繁理乱，探迹索幽。其体裁本之迁，固摛词则之左氏，而是非得失，总之折衷春秋，以期不谬于圣人，是故祥而不厌，覈而不俚。协而不屈，驰骋古今，囊括百氏，美哉,洋洋乎诚大国之信史也！”
    这部志书的成功，是与于慎行为学为官的经历分不开的；于慎行二十三岁即考中进士，有数年在翰林院为官的经历，得到遍阅皇宫内收藏的各种文献的机会，后又担任礼部侍郎和礼部尚书等高官，对各种典章制度更是了如指掌。于慎行不仅满腹经纶，熟悉各种典章制度，而且先后参与了《穆宗实录》、《世宗实录》两位皇帝的实录修撰工作和《明会典》的续修，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经验。尽管有渊博的学识和经验，但在编撰《兖州府志》过程中，于慎行仍是坚持实地考察，花费了不少时间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考证分析，在科学的态度上加以取舍。编写期间，尽管得到了两任知府的支持，并有几位学人协助，但如此浩繁的志书，不但花费很多精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什么丰厚的物质利益作为补偿，但作为一代知名学者的于慎行不为名利，以严谨治学态度和执著的敬业精神完成了《兖州府志》，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历史已过去四百多年了，但《兖州府志》作为一部出色的志书，它为我们后人研究地方史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每读到这部志书，人们自然也会想到于慎行的贡献。
    （作者系山师大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53:54

于慎行及其著述之研究漫议
[摘   要]作为明代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史学家，于慎行一生著作等身、为官清廉、人格高尚。对于慎行的研究不仅可以促进地域文化和地方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是繁荣中华文化、促进祖国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环。于慎行研究包括作品整理研究、生平行实研究、文学和史学成就研究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于慎行；研究；意义；主要方面
◆于慎行生平简略 
    于慎行，生于明嘉靖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1545年11月3日），卒于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608年1月9日），享年六十三岁。字可远，更字无垢，号谷山，世称于阁老。于慎行祖籍山东文登，一世祖于深于明洪武年间奉诏徙东阿杨柳渡（今仍属山东东阿县），约为其祖父于时移家东阿镇（当时系东阿县城，今隶属于山东平阴县）。关于于慎行的出生，邢侗和阮自华所著《于慎行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淑人（按，此指于慎行之母）一日梦庵摩罗果，悬实丰硕，食之，遂有娠。”[1]（卷一·嘉靖二十四年）似有附会，未必可信。但于慎行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却是事实：“太淑人庄慧，娴书史，尝自教先生读也。”[1]（同上）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使于慎行在品性及人格方面受益终生。而于慎行对父母也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先生贵且老，每思太淑人课灯下，辄废食。及太公讳日，必谢客，罢政事，尽哀。”[1]（同上）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四岁的于慎行补博士弟子员第一。嘉靖四十年八月，举省试第六。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选庶吉士。万历初年历修撰、侍讲。“先生直讲，前后有十四年”[1]（卷一·万历四年七月）。皇上对这位年轻侍讲的讲授及才学大为赏识：“于先生朗朗，超著一字，朕所会心，此岂咄嗟偶合者！”[1]（卷一末）
    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父亲病逝。按当时礼制，张居正本应解职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才可复职。但贪权的张居正担心大权旁落，决定夺情留职。这在当时深受传统礼制教化和约束的社会意识氛围中，显然是大逆不道之举，遭到了朝野上下的议论和反对。就连平日深受张居正器重的于慎行也和同僚一起，屡屡上疏谏止。张居正对此颇感意外，质问于慎行：“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于慎行则回说：“正以公见厚故耳。”[2]（列传第一百五·于慎行）为此， 张居正非常恼火，于慎行不得不称疾归乡。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卒，于慎行被重新起用，官复原职。当时神宗命人抄张居正老家，朝臣莫不称快，于慎行却以德报怨，特致奉诏处置张居正之使者丘橓书曰：“当其秉政之时，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知其过；今者既败，举朝争索其过，而不敢奉其功，皆非情实也。”[1]（卷一·万历十二年）强调指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张居正，更不应连及无辜。当时尽管很多人对此不理解，但对于慎行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人格品性却暗暗称道。
    万历十四年（1586），于慎行擢礼部右侍郎，改左侍郎，转吏部，刚上任旋即拜礼部尚书兼学士。万历十八年（1590），于慎行因和朝臣一起多次上疏，请皇上早建东宫，激怒皇帝，受到严旨诘责，不得不和许多同僚一样乞休回乡，一直在家中呆了十七年。家居期间，于慎行多以读书著述为事。
    万历三十五年（1607），于慎行再次被朝廷起用，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以首辅入参机务。因抱病赴京，不胜鞍马之劳，末疾（四肢病）严重，朝拜失礼，归卧邸舍中，不几日即去世。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研究的意义
    从中国人特有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标准来看，于慎行的一生可以用“孝子忠臣”四个字来概括。作为孝子，于慎行不仅对父母亲友充满了无比的关心体贴，对家乡乃至我们山东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也充满了浓厚的感情。“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生长于孔孟之乡，于慎行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齐鲁大地深厚的文化积淀、家乡朴实淳正的民风民俗和父老乡亲们的深情关注，为于慎行在仕途上处处表现出的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高贵品质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底蕴。于慎行对仕途穷达看得很淡，特别是在对待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得势和败亡的态度上，于慎行的表现尤为令世人敬仰，勘称中国历代正直官员的楷模，也成为我们山东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讲义气、重节操的骄傲。从这个意义上说，于慎行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官员中的独特个体，而已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和表征，因此，对于慎行的研究也就具有了多重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是地域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意义。
    平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代人文景观荟萃，名胜古迹众多。先圣孔子曾到平阴讲学，留下了“杏坛遗响”；三国时“七步成诗”的一代才子曹植，曾封王于本县东阿古城……到了明代，出生于东阿古城后来走向全国、成为一代帝师的于慎行，更以其出色的文学成就、史学成就、广博的学识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在本县乃至整个山东历史人物画廊中筑起一座厚重的里程碑；于慎行也早已成为一种历史偶像和楷模，赢得了世世代代家乡人的怀念和尊重。他读书讲学时的书院及其墓地于林已成为著名的风景区；他等身的著作、出色的治学及文学、史学成就以及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为官作风更是作为源远流长的宝贵精神财富，时刻在激励着家乡人，为家乡的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正是从展示平阴县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宏扬地域文化的角度，平阴县委、县政府把于慎行研究作为打造地方文化品牌、促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平阴县政协把编写《于慎行专辑》作为2004年文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决定成立于慎行研究会，这是颇有远见卓识的。
    其次是宏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学术发展方面的意义。
    学而优则仕，是历代封建士子的晋身之道，也是传统儒家文化观念所倡导和认可的一种理想的“修齐治平”模式。但是，“仕”而后之“学”，对历代士大夫来说，状况却是千差万别。尽管大小官员都有舞笔弄墨的嗜好，但在治学、著述或文学、史学上有所建树的并不很多。然而，正是这些不多的士大夫文人或学者的著述和行实，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或载体。作为一代帝师的于慎行，无论其为官之道、著述成就，还是人格风范，都已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成为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学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待着后人的深入研究和发掘。于慎行曾在所著《谷山笔麈》中说：“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3]（卷五）这既是作为人臣的于慎行所追求的功业理想，也是他一生为政、为学、为人的真实写照。虽然其中的“德”“才”“清”的具体内涵和标准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从一个知识分子或官员所应具有的德才兼备、清正廉明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来看，古今是相通的 ，这正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化策略的逻辑前提，也是我们宏扬传统文化、进行古代文史方面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对于慎行作全面研究的意义所在。于慎行主要生活在隆庆、万历年间，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正在经历着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变，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在经历宋明理学阶段后正趋于淡化和松驰：佛道思想的盛行、市民意识的强化、人心不古、传统道德沦丧……中国封建社会正经历着来自意识形态上趋向多元化的严峻考验。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于慎行，从山东走向朝廷，位极内阁首辅，他的一生、他的言行、他的著述、他的交游等等，都已被定格在中华历史的长卷中，以不同的文献方式被记录、保存下来，成为中华文史资料中的宝贵财富。可以说，研究于慎行的一生，就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研究中国当时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代历史文化名人于慎行的家乡人，我们可以说是近水楼台，更有责任有义务在于慎行的系统研究方面先行一步，做出更大的成绩，让于慎行的治学和文学、历史成就及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士大夫风范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史上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于慎行研究所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
    1、作品整理与研究。于慎行一生著作等身，有《谷城山馆全集》62卷、《谷山笔麈》18卷、《读史漫录》14卷、《兖州府志》52卷、《东阿县志》12 卷等，并参与撰修了《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参与续修了《明会典》等。
    《谷城山馆全集》：共62卷，其中《谷城山馆诗集》20卷、《谷城山馆文集》42卷。后代多把诗集和文集分别刊刻行世。
    诗集先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于慎行自己编录交桐乡令杨日森和海盐令杜士全刻印，清代则有《四库全书》本。全集由周时泰于万历三十五年在南京刻成。叶向高序曾述及刻印情况：“岁甲辰（万历三十二年），余过谷城，公出其所梓诗命余为序之。余谓：‘公文何以不传？’公曰：‘力不任梓耳。’余至白门，以告太学生周时泰，时泰请任斯役。公乃裒其生平著作，删定厘次，盖又更两岁，时丁未（万历三十五年）初夏也。未几而余、公同被纶扉之命，同入都，而公有末疾，卧邸中，不旬日逝矣。逝之日，时泰适告成事，以公集来，并其诗合刻之。”[4]（卷之十七《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谷山于公慎行墓志铭》）
    《谷山笔麈》：该书属杂记性著作，内容分35类。前有冯琦题辞。该书记述了万历以前的许多史实，其中关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朝廷内阁的排挤倾轧、官场的腐败、士大夫的寡廉鲜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诸状况的记载，由于多为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对研究明史有较高参考价值。另外，卷八“文学”部分，对研究文学史及于慎行的文学思想甚有助益。该书有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本、天启五年（1625）刻本、中华书局1984年6月出版的吕景琳校点本。
    《读史漫录》：相当于作者读史心得或读史笔记。全书主要以《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为依据，评述历代史实人物，从传说中的伏羲氏到辽、金、元为止。对此书的行文、风格与观点，清人周天爵在《读史漫录》之《序》中大为称道：“以绝世之才，种学积古，又链之以阅世之识，衷之以至是之理而出之以力，维国是之心而成是书。”[5]这虽不乏溢美之嫌，但也道出了此书一二长处。《四库全书总目·读史漫录提要》谓此书“所论无甚乖舛，亦无所阐发”[6]，显然有失简率，对此，当代史学理论家瞿林东在《读<读史漫录>琐记》中指出，于慎行读史“以‘当天下大事’为寄”，这“正是四库馆臣所忽略的”[7]，则对四库馆臣的评价予以补充和匡正。该书有万历三十年（1602）郭应宠刻本、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万历四十二年(1614)于纬刻本，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黄恩彤参订本，齐鲁书社1996年本。
    作为朝廷要员，于慎行的行实、思想等各方面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及其他各类遗存文献中有很多记载，这些记载都可作为后人对于慎行进行研究的宝贵材料。但是要想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于慎行，上述著作应该成为研究者最基本的依据和最重要的切入点。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发现有哪位专家学者对于慎行上述作品进行过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尽管上述著作中的言论观点及事典等被许多古今文献所征用，但仅此而已。很多对上述著作的综合性评价或介绍也多流于表面化，且多陈陈相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所得或结论。所以，目前很需要对于慎行的作品加以系统地整理研究，特别是作品校注性的整理，更显得重要。我们认为，于慎行历史地位的确立，最终要靠其等身的著作，不能靠别的什么。但是，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于慎行的著述，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研究者扎实的朴学功底和甘于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更需要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因为整理古籍过程中需要查阅、复制大量的文献或档案材料，要进行实地考察，整理成果的发表或出版也需要资金，所以这类校注性研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没有多少人愿意做，这也是于慎行著作迄今尚无人全面予以校勘和笺释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整理研究却是前提性的和基础性的工作，不仅可以为于慎行的各方面的研究提供最根本可靠而又方便系统的资料性版本，同时也有益于于慎行作品的保存、流传。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不避艰难和任务的繁重，于2000年向山东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申报了《于慎行全集校注》这一课题，并获得了批准。目前，这项工作正艰难地进行着，诗集（19卷诗、1卷赋）已全部校点完毕并打印成册，注释也完成了8卷多，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同意出版这一成果。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不缺乏人力，更不缺乏奉献精神，缺少的只是资金，孔方兄限制了我们的手脚，使许多该做的事都无法去做。恕我直言，如果整理研究和出版资金有着落并及时到位，我们将会迅速完成这一课题，否则，就不知等到何年何月了。
    2、生平行实研究。于慎行的一生应该是大写的一生，无论是他的学术成就、文学成就、史学成就，还是人格风范、为官之道，都有值得后人好好地研究、发扬光大之处。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到万历三十五年（1608），中国社会正处在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统治开始松驰、适应个性解放的心学逐步流行的时期，在这63年的人生历程中，于慎行走向仕途之后，就时刻以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和封建士大夫的双重眼光观察着社会和人生，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也便折射在他的思想、他的言语和他的著述中；同时一切和于慎行相关的人、事、物，也都构成了于慎行生平行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研究于慎行的生平，不仅可以生动详细地展示他曲折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为世人再现彼时彼地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和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封建士大夫形象；同时也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展示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礼仪等方方面面。这就是说，通过于慎行生平行实的个案研究，可以使粗线条的中国历史变得丰富多彩，让人们从更多的方面具体实际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
    对于慎行生平行实的研究，可以多层面、多视角、多种形式地进行。最早对于慎行生平加以叙述的要算和于慎行相交甚厚的叶向高，他为于慎行撰写的墓志铭，简明扼要地记述了于慎行的一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慎行学识、政绩和人格的敬仰，这应是后人研究于慎行生平行实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更为重要、最具参考价值的原始文献是《于慎行年谱》。这份年谱是于慎行之子于纬托于慎行的门人邢侗编纂，又由其另一门人阮自华撰述的，只是手稿本，从未刊刻过。                                                                                                          关于年谱的写作，邢侗在“年谱”之后有所交代：“长君纬以先生行履谬属侗，侗懼黔谫弗胜，幸先生《枕史》在，可拠也。《枕史》胜冠以前，备述童年、□塾、台邱、习肄、师友之详，及指次家难屡空状，所□差者，韶年一第而已。”从邢侗这段叙述看，《枕史》很可能是于慎行日记性的著作，但未见有刻本传世，更未见手稿留存，是否已失传，有待进一步查找。值得庆幸的是这部“年谱”手稿能流传下来，虽稍有残缺，但绝大部分完整，为于慎行生平行实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该“年谱”最大特点是非常详细，这在古代年谱中是罕见的。不足之处是它只孤零零地以时间为线记载了于慎行的具体行实，没有把于慎行的一生置于当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没有特别突出和强调重点，使得本“年谱”象本流水帐，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学术价值。就现代学术标准来看，该“年谱”还需要作较详细地笺补校注，增加一些当时社会文化方面对于慎行产生影响的事件、人物和细节，对其中一些问题和掌故作一番诠释或梳理，等等。如万历赐予的“责难陈善”四字，就是一典故，出自《孟子·离娄》：“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赵歧注曰：“人臣之道，当进君于善，责难为之事，使君勉之。”如仅抠字面，是解释不清的。这是其一。其二，这四个字是万历五年三月戊子于慎行晋升侍讲不久，万历皇帝御文华后殿，一正字官员对张居正说：新补二位讲官未赐字，张居正就让内臣濡墨，皇帝遂索纸疾书“责难陈善”四字以赐。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卷十六《丁丑三月，上亲洒宸翰，大书“责难陈善”四字以赐》，即记此事。另外，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二《纪述二》亦记曰：“丙子，殿读张公位及行补入讲幄。一日，上顾相君曰：‘新讲官二人尚未赐予大字。’相君：‘惟上乘暇挥洒。’一日，内使濡墨以俟，上遂大书二幅赐位及臣行。”其三，“责难陈善”四字，不仅赐予于慎行和张位，早在于慎行尚未成侍讲的万历二年四月，已书赐丁士美，何洛文、陈经邦、许国、申时行、王家屏六位讲臣各一幅。但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张廷玉等《明史·于慎行传》等，以及今人的一些文章，却疏于考证，把这事说成：有一次于慎行讲完课，万历皇帝让拿出御府的图画传观，并命在场的讲官分题赋诗，于慎行不善书法，诗写好后即找人代书，交差时他如实上报皇帝，皇帝大悦，于是大书四字以赐。实际上，观画赋诗找人代书，乃万历六年正月己未之事，这事实也应弄清楚。这工作量也是很大的。我们亦将《于慎行年谱》的笺补作为《于慎行全集校注》的一部分列入了整理计划。目前，我们已将这一“年谱”校勘完毕并打印成册；注释也已完成大半，所剩不足半卷。当然，后面还有大量繁琐艰巨的工作要做，我们深信一定会得到有识之士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尽快完成这一课题并将成果公之于世。和《于慎行诗集校注》一样，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答应出版这一成果。
    评传体著述是进行于慎行生平行实研究的好形式。目前在评传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济南社会科学院曹善起先生撰写的《一代帝师于慎行》一文[8]。该文主要从于慎行的为官经历、人格风范和节操、学术及文学成就三个方面对于慎行的一生进行了粗线条地介绍和评述。由于受评传集成一书体例的限制，作者只能写成一篇短文，无法挥洒笔墨，我们期待着一部更为详细而厚重的专著体式的于慎行评传早日问世。在此需要说明一下，《于慎行评传》也是我们在省古籍立项的内容之一，不过尚未动手去做。我们计划待《于慎行诗集校注》和《于慎行年谱笺补》杀青后，再去启动这一工作，这样留下的遗憾可能会少一些。
    此外，在于慎行生平的专项研究方面，兰州大学的王传明先生也做了可贵的探索。他的《于慎行与泰山》[9]一文，参考邢侗、阮自华的《于慎行年谱》，对于慎行七次泰山之行作了考证，分析了于氏泰山诗文的内蕴和风格特色，最后对于氏泰山情结的心理动因作了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剖析。尽管作者是从研究泰山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于慎行的泰山之行与泰山情结的，但无疑也是对于慎行生平研究的一份贡献。
    3、文学创作、文学思想和成就研究：于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明神宗时，词馆（翰林院）中以于慎行与冯琦二人之文学为一时之冠。
    于慎行文学思想较复杂。他主张诗歌要讲究神韵，颇有识见；评论李杜诗的风格，有独到之处；反对模拟、剽窃，是正确的。但他为文“求为有用”，对文学性重视不够。
    于慎行的诗，音调谐畅，格律平和。他特立独行，卓尔不群，既不追逐后七子复古之馀波，又不为矫枉过激的公安派、竟陵派所牢笼。故《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慎行于李攀龙为乡人，而不沿历城之学……然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公安、竟陵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缅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6](《谷城山馆诗集提要》)在诸体诗作中，其歌行最有特色，如《长安道》、《武安侯墓歌》、《双林寺歌》等，通过对“权贵”、“大珰”那炙手可热的气焰顷刻消歇的描述，寄寓着诗人生发出的人间荣辱反复无常的感慨，写得音调谐畅，舂容宏丽。陈田赞曰：“沨沨乎朱铉大雅之音。”[10]（庚签按）
    于慎行的文，尚平、粹、浑、实，较为质朴，一时称大手笔。明末大学者黄宗羲评曰：“其文博赡经世，固是名家，时露方板处。”[11]（p198）
    上面几段文字只是对于慎行文学思想及创作成就的综合而颇为表面化的概括介绍。于慎行著作和创作中所呈现的深层次的文学思想、创作风格和艺术特点，等等，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地研究探讨。到目前为止，对于慎行的文学成就进行研究的学者还不多见，这方面的论著更没有。只有山东友谊出版社赵琪、唐尧的《略论于慎行及其诗文创作》[12]一文，结合于慎行的生平行实，概括性地分析了于慎行的诗文（主要是诗歌）创作的特色和主要内容顷向。
    4、史学思想及成就研究。于慎行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卓越的史学家，其《读史漫录》表述了他对一些历史现象的看法和评价，体现了他的史学观和方法论。四库馆臣评价《读史漫录》曰：“所论无甚乖舛，亦无所阐发。”[6](《读史漫录提要》)这究竟有多大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很值得后人作深入研究，因为四库馆臣毕竟是站在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立场上来评价于慎行及其《读史漫录》的。据笔者所见，《读史漫录》在于氏所有著作中被引用的频率不亚于《谷山笔麈》，足见其在古典文献中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除了《读史漫录》外，《谷山笔麈》中也有很多地方展现了于氏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论，这些都为后代的史学和史料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目前对于慎行的史学思想及方法作专门研究的学者尚不多见，只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当代著名史学理论专家瞿林东先生曾写有《读<读史漫录>琐记》[7]一文，就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学博士生廉敏的《于慎行<读史漫录>的历史思想》[12]一文，从治乱之原、决策与用人、民族关系、时势与机括四个方面论述了于慎行的史学思想。
    总之，于慎行其人、其著述是很值得研究的，也是经得起研究的；但是，这一研究领域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我们殷切地期待着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和后起之秀到这里来拓荒、耕耘，让于慎行走出平阴，走出山东，走向全国。于慎行本来就是全国性的人物，我身为山东的专家、学者和后起之秀更应该关注于慎行研究，钩沉考稽，发微洞幽，使于慎行及其著述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1]邢侗，阮自华.东阿于文定公年谱[M],手稿本.
    [2]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于慎行.谷山笔麈 [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焦竑.征献录[c].上海书店，1987.
    [5]于慎行.读史漫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6.
    [6]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7]学林漫录（第十四集）[M]，中华书局，1999.
    [8]济南名士评传[M].齐鲁书社，2002.
    [9]王传明.于慎行与泰山[A].李正明.张杰主编.泰山研究论丛（第四集）[C].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 
    [10]陈田.明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1]马良春等.中国文学大辞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12]文史哲.2002(6).
（作者系聊城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作者2系聊城大学图书馆馆员、文学硕士）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54:36

于慎行学术成就述评
 一、于慎行的生平和为官生涯
    于慎行，字可远，又字无可，更字无垢，号谷山（一作谷峰），世称于阁老，山东东阿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谥"文定"。据《明史·于慎行传》记载，于慎行自幼聪慧好学，17岁就考中举人。明穆宗隆庆二年（1586），二十三岁的于慎行考中进士，因殿试成绩优秀，且擅长文学，改庶吉士，经过三年的学习，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肃皇帝实录》，第二年又被召修《穆皇帝实录》，开始了仕途生涯。
    万历二年（1574），《穆宗实录》修成，于慎行"以劳赐金币，进翰林院修撰，编撰六朝曹章奏。"（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不久，被破格提升为日讲官，为皇帝讲解《四书》、《资治通鉴》等经史，"公在史馆……以读书为事，每进讲唐史，至成败得失之际，反复论说，上为悚听"（《列朝诗集小传》），颇受礼遇。"万历五年八月……钦天监择本月甲戌进《世宗肃皇帝实录》……赐《实录》监修等官宴赏如例……升编修左春坊左谕德陈经邦、右春坊右谕德何雒文、司经局洗马许国、翰林院侍读张位、侍讲于慎行……各升俸一级。"（《明神宗实录》卷六十五）而当时仅在京的文官就有两千多人，按明制，修撰一职一般只授予殿试一甲第一名，于慎行作为一名年轻的史官能够接连参与修撰两任皇帝的实录，足见其才识之高。
    于慎行熟悉历代的典章制度，对于明朝的礼制典章更是多亲自参与修订。"慎行明习典制，诸大礼多所裁定。"（《明史·于慎行传》）《明会典》是记载明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取材于当时的制度和有关典制的各种书籍，内容丰富，多《明史》未载或所载未祥。《明会典》成书于弘治年间，万历四年（1576）续修,"《会典》重修，公为纂修官。"（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万历十五年（1587），《会典》成书，共二百八十卷,"戊寅，大典告成……礼部右侍郎张位、于慎行、徐显卿、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各升俸一级。"（《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于慎行所参与编纂的《明会典》，对明朝的礼制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后人研究明朝典章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于慎行的一生，除去赋闲在家的时间，一直在中央做官，前期看似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其实不然，其仕途可谓坎坷不平，曾先后三次罢官，虽然每次罢官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这与于慎行的性格特征和颇好黄老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罢官是在万历六年（1578），源起于当时的首辅张居正"夺情"留职事件。万历皇帝年幼，首辅张居正掌握实权，在全国施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病逝，按明朝官员丁忧制度，须解职在家守制三年。由于担心改革半途而废，更担心一旦远离权力中心有人借机谋害自己，张居正不想在家服丧守制，便向门生故吏暗示向朝廷为其提出"夺情"，获准后，举朝哗然，这种"忤逆行为"立即引起御史刘台、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等人的强烈反对。于慎行能够平步青云，与张居正的器重和提携有很大关系，面对"夺情"事件，于慎行没有"知恩图报"，而是同其他官员站在了一起，共同反对张居正。御史刘台首先起来弹劾张居正，被逮捕入狱，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慎行却不顾同僚劝阻，前往牢房探望。吴中行因上疏反对"夺情"要遭廷杖，于慎行随同张一桂、赵志皋、田一俊等人上疏救吴。张居正知道后当面质问于慎行："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于慎行从容对曰："正以公见厚故耳。"（《明史·于慎行传》）张居正听后非常恼怒，随后于慎行以有病为由提出辞职，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于慎行辞官以后，在家赋闲了五年。这次丢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对于权要，也不巴结，而是恪尽职守，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更是不顾名利和安危。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他总是以德报怨，从不落井下石。万历十年（1582），一代权相张居正逝世，于慎行得以官复原职。由于张居正生前排除异己，树敌甚多，他死后，上疏弹劾者甚多。万历皇帝命曾受过张居正排挤的刑部侍郎丘橓查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此时本可袖手旁观，但恩怨分明的性格促使他写信给丘橓为张居正"说情"，信中说："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他认为这两种现象均不正常。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三）同时于慎行还嘱托丘橓对张居正的八十老母及其幼子给予照顾，"言居正母老，诸子覆朝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明史·于慎行传》）于慎行不计前嫌、勇于说实话、主持公道的精神受到了世人的称赞。
    万历十四年（1586），于慎行已升为礼部右侍郎，后迁左侍郎，三年后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负责辅导太子，很快又晋升礼部尚书，一跃成为社稷重臣。礼部尚书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全国的礼仪、贡举、祭祀、宴飨等工作。在此期间，于慎行作《太庙祧迁考》，以纠正皇家世系中的一些错误和混乱，文章"引晋、唐、宋故事为据，其言辨而覈。"虽没有得到万历皇帝的重视，"事虽不行，识者服其知礼。"（《明史·于慎行传》）
    第二次罢官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源起于"争国本"。在此之前，官场的倾轧已经导致于慎行身心疲惫，他曾经三次因病上疏乞休，但皆未获批准。古代立储实行嫡长子制，万历皇帝宠爱郑妃想把次子（郑妃之子）立为太子，但因排在郑妃之前的王妃之子，为神宗的长子，废长立幼，自然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于是他决定推迟立太子，以此向朝臣对抗。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前任礼部尚书沈鲤等大臣屡次上疏劝皇帝早立东宫，万历皆置之不理。万历十八年太子仍未册立，礼部尚书于慎行开始上疏请求"早建东宫，出阁讲学"（清道光《东阿县志》卷十六），为安抚众大臣，万历皇帝特地在毓德宫放出风说，皇长子年幼，想等他长到十五岁再说，这无异于告诉众大臣，皇帝已经不耐烦了，以申时行为首的一些大臣心领神会，不再上书强谏。于慎行没有因此而退缩，这年冬天，他上第二疏请立太子，惹恼了万历，受到皇帝的诘责。于慎行毫不畏惧，次日上疏，依然请早立太子，并说："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同上）这无异于以辞职来要挟皇帝，但万历皇帝并没有批准，而是希望此事不了了之。此后，于慎行接连上疏极谏，累十余疏，终于触怒了皇帝，"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明史·于慎行传》），不仅于慎行受罚，礼部的其他官员也受了连累。此时，万历皇帝仍没有罢于慎行的官，而是希望给老师留些颜面。恰在此时，山东乡试泄题事发，"山东乡试，预传典试者名，已而果然"（《明史·于慎行传》）显然是礼部有人泄密，事发后，万历皇帝大怒，再次给予礼部官员停发俸金的惩罚。作为礼部的尚书，于慎行决定引咎辞职，皇帝依然不准，此后他又以身体有病乞休，被皇帝再次拒绝。于慎行在先后三次上疏后，终获皇帝批准，并赐白银三十两，纻丝布两匹，就这样，于慎行在为官九年后，再次回到了他的家乡--平阴谷城。
    这是于慎行第二次丢官，应该说万历皇帝对其老师于慎行还是宠信的，但于慎行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顾个人名利得失，不惜触怒皇帝，宁肯丢官罢职也不服输。其实这正是于慎行的可贵之处，万历皇帝曾亲赐"责难陈善"四个大字，更是对其品格的充分肯定，于慎行还在充日讲官时，"尝讲罢，帝出御府图画，令讲官分题。慎行不善书，诗成，属人书，具以实对。帝悦，尝大书’责难陈善’四字赐之，词林传为盛事。"（《明史·于慎行传》）于慎行曾经悟出："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穷为第一义。"固穷，意思是信守道义，安于贫贱穷困。作为当官的人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如果整天惦记着发财，那么"百事可做"中的事，一定是坏事，见不得人的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慎行认为"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谷山笔尘》卷五），他一生洁身自好、不慕权贵、刚正不阿，这在明朝末年贪污成风、世风日下的环境中实在难能可贵，可以说人臣之"三望"，于慎行都做到了。在为人处世方面，于慎行说："士大夫能绝’四语’，可与论道矣。一曰耳语，一曰目语，一曰手语，一曰足语。嗫而谈者，私也；睇笑而谈者，险也；握手而道者，伪也；蹑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满堂，言室满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谷山笔尘》卷十六)，所有这些都充分展现出于慎行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这也是导致于慎行数次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远离了喧嚣的朝廷，离开了权力中心，回到了阔别很久的家乡；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可以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更重要的是可以静下心来从事写作，这在于慎行看来比什么都重要。多年的宦海生涯，于慎行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但他关心国家兴衰安危的心情却比以前更迫切了，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于慎行是一名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对于时局和国家的前途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是当时的万历皇帝"非改过之君"（历史证明于慎行是正确的），自己"欲言不语，欲默不能，不得已而著书于庐。"（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四）他的抱负和才能得不到施展，于是诉诸笔端，成为他排泄压抑心情的最好办法，以期把自己总结的治国良策和历史经验传诸后人。此后于慎行在家乡一待就是十七年，期间还经历过一次短暂起复：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万历皇帝立王皇后（即前面的王妃）所生之子常洛(后为光宗)为太子。万历三十三年（1605），于慎行经不住皇帝的累邀和大臣的举荐，再次出山，入京掌詹事府，但他早以厌倦官场，再加上詹事府是个冷衙门，没有多少实际工作可做，很快于慎行就以身体有病为由提出辞职，皇帝挽留不下，只好允许他离职。就这样于慎行的第三次为官匆匆结束。
    在家赋闲的日子里，于慎行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吾师文定于先生，山居谢客，左图右史，翻阅恒至丙夜不休。当其欣合，几忘寝饭墙篱……"（郭应宠《读事漫录》序）这期间于慎行完成了《读史漫录》、《谷山笔尘》等著作，主编了《兖州府志》、《东阿县志》，重新搜集整理了自己的文章，并有《谷城山馆文集》、《谷城山馆诗集》问世。可以说于慎行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产生在这段时间，如果没有这段赋闲在家，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作品的产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慎行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多年的宦海奔波，再加上废寝写作，于慎行的健康每况愈下，可是人们没有忘了他，"至丁岁末（1607）廷推阁臣七人，公为首。乃被命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辅政。"（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于慎行上疏推辞，万历皇帝不允，只好带病勉强赴京。到京后，"大学士于慎行以力疾赴召，朝见不能成礼，请暂假调理，从之。"（《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三）于慎行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不能忘怀的是他深爱的国家和他"不成器"的学生万历皇帝，遂向皇帝草呈遗疏，希望皇帝能够"亲大臣，录遗逸，补言官"（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三）在回到京城十三天后，"壬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于慎行卒"（《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三），终年63岁，万历皇帝追赠于慎行太子太保，谥号"文定"。不久，于慎行的灵柩运抵家乡--谷城，安葬在天柱峰下、洪范池北，西临狼溪河。对于于慎行的逝世，皇帝朱翊钧非常悲痛，为示不忘老师教诲，愿老师芳名如松柏常青，亲命人将100棵松树带老土送往老师墓地：植于墓前神道两旁，以狼溪河水浇之。因其树皮发白，后人就给此树起了个名子，叫它白皮松。400多年过去了，于慎行的坟墓已不在，但尚有44株白皮松守卫在那里，正如于慎行的精神和他对历史的贡献那样，依然恩泽着家乡的后人。
    纵观于慎行的一生，隆庆二年中进士，一直到万历三十三年逝世于北京，共三十九年，他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为官从政上，但他的仕途并不平稳，而是充满了坎坷，一生三起三落，其中还有二十二年赋闲在家，最长一次长达十七年，这不能不说是朝廷和于慎行个人的悲哀。值得注意的是，于慎行的数次罢官除了外部原因，其个人内部原因也起了很大作用。首先，于慎行的品格刚正不阿、不阿权贵，"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谷山笔尘》卷五）是其终身所追求的目标。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更是宁可停俸丢官，也不向任何势力屈服，更不愿为了飞黄腾达而同腐败官僚同流合污。刚而不柔，成为于慎行丢官去职的重要原因，这在于慎行历次罢官中都有所体现。当然，这也是于慎行精神品质中非常珍贵的部分。其次，于慎行一生颇好《老子》之学，崇尚黄老，而罪恶名法之学。黄老之学尚"清净无为"、"以退为进，而无敌于天下"；于慎行面对朝廷的腐败和皇帝的昏庸，不能有所作为，"远权韬晦"成为其为人处世之本；其生平难进易退，知足知止便是最好的体现，在于慎行看来，进与退都无所谓。进，决不凭藉攀附夤缘；退亦是真正引退，"不似终南路，依栖慕世间"（《谷城山馆诗集·铜城望见云翠诸山》）。宜进则进，宜退则退，毫不苟且。这种思想理念在于慎行的作品中有着很好的表现，这也是于慎行数次丢官的一个重要内部原因。于慎行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其骨子里深受儒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影响，士大夫的责任感促使他关心国家兴衰，以挽救朝廷和振兴国家为己任。面对朝廷的腐败和皇帝的昏庸，这已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事情，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下，于慎行三次丢官，又三次起复；在他的作品中贯穿着对历史的深刻见解，特别是其史论多围绕朝代的治乱存亡而发，也是基于以上的原因。
   二、于慎行的作品和学术成就评述
    于慎行官至礼部尚书，最终位列辅臣之首，是明朝中期以后著名的政治家，但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学术著作，《明史》记载他"文学为一时之冠"、"学有原委，贯穿百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其著作"春容弘丽，一时推大手笔"，在评价他时，首先应该肯定他是一个学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于慎行应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一定地位。于慎行一生主要在中央做官，前期从事翰林院修撰、编修、侍讲学士，后期在礼部任职，从事的主要是礼仪典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工作，日常接触最多的是礼仪典章，平时所思所想，也皆为经史典籍。因此于慎行的著作多发于历史事件。
    于慎行的家乡--平阴东阿，位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齐鲁之邦，特别是和至圣先师孔子的老家--曲阜相距很近。于慎行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于玭曾作过知州，因此有条件深入学习儒家文化，并且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很多知名学者和官员，这对于他学问和见识的增长是大有裨益的。《先慈言行录》，是有史记载的于慎行最早的作品。于慎行十一岁时，生母刘氏去世，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莫大的打击，悲痛之余，于慎行私著《先慈言行录》，以此怀念母亲，被识者称为"童史"（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四），可惜的是此文今已轶失，后人无法看到了。
    于慎行具有卓越的史学才能和天赋，前期参与编修《肃皇帝实录》、《明穆宗实录》及续修《明会典》时已得到充分的体现，长期的史学积淀，加之当时岌岌可危的国家形势，促使于慎行对历史产生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十七年的赋闲在家，给了他一个把自己的观点诉诸笔端的机会，不能不说此为史学界一大幸事。《读史漫录》、《谷山笔尘》先后在此期间撰成，成为于慎行有关史学评论的代表作。
    《读史漫录》是一部历史评论著作。于慎行辞官回归故里后，精神非常苦闷，加之身体不好，于是闭门专心著书。其门人郭应宠在《读史漫录》序言中描述了该书的成书经过："当其欣合，几忘寝饭墙篱，载笔积有岁月，题曰《读史漫录》，秘不示人"唯其门人郭应宠得以诵读。于慎行去世后，郭应宠为之"厘次订讹，分汇为十四卷"（《读史漫录》序）。《读史漫录》是以杂文形式写成的读史笔记，共十四卷，其所评论历代人物、史实主要以《史记》、《资治通鉴》等书为依据，间或采自它书。该书采用编年形式，按朝代分章节，其论述上起伏羲，下至辽、金、元止。清代四库馆阁臣评价此书"此论无甚乖桀，亦无所阐发。"（《四库全书总目》）对此，史学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瞿东林教授曾撰《读〈读史漫录〉琐记》，指出于慎行所书以"当天下大事"为目标，其文章多围绕历代史实、兴衰成败而发，而对于事件的辨误与考证则点到为止。笔者认为后者对《读史漫录》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读史漫录》首刊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万历四十一年（1613）再刊。在前两版中，于慎行的继任者，首辅叶向高为其题辞曰："其论世超，其持衡审，殚元会之变，综得失之林，别善败如列眉，烛忠佞如观火，至于军国机宜，华夷扼赛，莫不备举，盖经世之书而非占毕之业。"对于《读史漫录》与《资治通鉴》的比较，当时的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黄体仁为《读史漫录》作序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世岂有当耕莘时如此盟心，若而人肯卑卑浮沈，以取世资己哉！司马温公居洛，作《通鉴》凡百余卷，温公主于纪事，公主于立论，繁简稍异，而抽凤毛，截麟角，词约而切峻。"此后，《读世漫录》没有再发行，直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才由钦佩此书的学者黄恩彤予以参订并重新刻本出版。黄恩彤（1801～1883） 原名丕范，字一绮江，号石琴。蒋集镇添福庄人。清道光六年（1826）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升任广东巡抚。黄恩彤在《重刻于文定公〈读史漫录〉序》中写道："少时即闻公有《读史漫录》，颇未之见也。"偶然机会见到此书的旧版本，"窃喜其往往先得我心"，但"独惜原刻雠校未精，间有讹脱漫漶，辄思为之重刊。"于是黄恩彤对旧版"详加批阅，参稽诸史，讹者正之，脱者补之，应注者注之，疑者阙之。间有管见所及，辄为论述，附缀各条下，务与原书互相发明，不敢苟为异同。"如此，《读史漫录》得以重新面世，其史学价值也有所提高，新中国建立后，在此版本基础上此书又有点校本出版。
    于慎行的《读史漫录》继承了唐宋以来"经世致用"的传统，对历代的存亡多有感而发，北师大博士生廉敏在其论文《于慎行〈读史漫录〉的历史思想》中认为于慎行在史论方面主要突出阐发四个方面的问题："历代治乱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纪纲"；在朝代兴亡的关键时期，有关历史人物及其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民族关系中，应公允地评价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在认识历史的方法上，他着重分析’时势’与’机括’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历史运动的法则。"《读史漫录》能够结合不同朝代的事例来阐述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历史问题，也具有很大启发性。
    《谷山笔尘》是于慎行的另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他十七年赋闲在家时所作。于慎行为官后期主要是在礼部，先后两次掌詹事府，主要负责天下的礼仪典章等工作，从于慎行所作《太庙祧迁考》可知于慎行对历代典章的制定是驾轻就熟的，这也是于慎行能够写好《谷山笔尘》的一个重要原因。《谷山笔尘》共十八卷，采用杂文笔记体，此书主要记述明朝万历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乐、释道、边塞诸事以及明代的典故等，为考溯源流，亦多论及明朝以前的诸朝史实。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涉及的有关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人物和事件，多出于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对研究明史和明代的社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书中一些有关如何为官和为人处世的道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谷山笔尘》在于慎行生前就曾有抄本流传，万历四十一年（1613），由其门人郭应宠整理付梓出版，与于慎行同为"学为一时之冠的"的冯琦为之题辞："展之，则朝家之典章，人物之权衡，经籍、子史、礼乐、兵刑、以至财赋扼塞之区，耳目睹闻之概，几悉具备，而又综二氏之异同，考四裔之源委，运折衡远而切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于座侧者。"天启五年（1625），沈域据其家藏抄本刻本再刊，并在新版中为此书作《刻笔尘小引》："是编也，识力议论，传古信今，凿凿不磨，故足润色皇猷，砥砺世道，可秘而笥之不广其传乎？"今本《谷山笔尘》点校本（与《寓圃杂记》合定为一册），为中华书局以万历本作底本，用天启本通校而成。
    于慎行所著《谷山笔尘》以笔记的形式编成，按所论内容不同分卷，因此此书各卷皆可独立成书，今存《杂记》一卷，考《谷山笔尘》，乃出其卷十五；另有《璅言》一卷（附《梦语》），出于《谷山笔尘》第十六卷。冯琦《笔尘题辞》中曾记载："奈若《璅》、《梦》诸篇，托寄远而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于座侧者。"这两卷书都为明何伟然辑崇祯二年刊《广快书》本。
    《词林典故》（附《翰苑须知一卷》提要），作为另一部有关礼仪典章的书籍，由于慎行和其同僚、翰林学士张位合著。此书主要记载明朝的"职掌"和"仪节"，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明朝的科举考试的程序、官员的选拔与升迁、以及朝廷的祭祀仪式等，成为指导当时人们言行的重要理论书籍，"当时刊版置院中，入馆者，人给一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词林典故》）《词林典故》中论述道："是官者宁淡毋浓、宁朴毋华、宁韬毋炫、宁让毋竞……"非常符合于慎行的为官之道。《词林典故》成书于万历十四年（1586），今收录在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史部"。
    于慎行为明代著名的史学家，在史学评论方面有较高成就，同样在修史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兖州府志》、《东阿县志》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兖州府志》，也是于慎行因"争国本"触怒皇帝乞休在家时主编。古代中国被分为九州，其中山东就有两州，兖州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明代的兖州府包括现今山东省聊城、济宁、菏泽、泰安、临沂和枣庄市共三十余县（市），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搞好兖州的历史，对当时和后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原兖州府通判包大爟曾撰《兖州府志》，于慎行曾为之作序，但此本并不完备，存在诸多不足。此后于慎行受兖州府前后两任知府易登瀛和卢学礼之邀，在原《兖州府志》基础上重新修订、编纂《兖州府志》。于慎行在《兖州府志自序中》记述了编纂过程：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郡侯渤海易公牧兖州三年，政有成绩，命驾及门……故牍以庆，于子对曰：’幸甚郡侯之旬，嘉惠我鲁，以邀福于周公，孔子里士将与其荣，敢不受命？’是年（九月）公陟晋臬以行，卢公下车未几，政通人和，复命驾及门，申前之请，……于子敬对如初，公乃命县令许昌王君延文学四人，使分讨阅；简胥吏四人，使供缮录。于子闭关扫轨，摛管抽芨，取别甬东包公所裒旧志，错采百氏之籍，旁参郡邑之史，探颐补漏，提要钩玄，为 二十八部，析为五十二卷，三越寒暑，乃克成编。卢公受而阅之，因檄钜野博士邝君与明经二人校定锓梓……八月阅而告厥成。"（《兖州府志·自序》）
    《兖州府志》体例严谨，详细记录了所辖四州二十三县的政区沿革、兵要地志、民俗习惯、风物古迹等情况，其中尤以人物、艺文、圣里、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丰富翔实。它的史料价值不仅高于此前的《兖州府志》，比之后来的清代乾隆年间陈顾主编的《兖州府志》也有许多优长之处，堪称明代方志中的杰作。
    《兖州府志》刊刻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当时的山东督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尔济为之作序："郡之有志犹之乎国之有史也……春秋以鲁特闻夫子志在春秋，其文则史。兖郡，鲁之故都，吾夫子之乡，而郡志则史之翼也……先生核实于载籍，求逸于野史。芟繁理乱，探牍所幽。其体裁本之迁，固摛词则之左氏，而是非得失，总之折衷春秋，以期不谬于圣人，是故祥而不厌，核而不俚。协而不屈，驰骋古今，囊括百氏，美哉,洋洋乎诚大国之信史也！"于慎行的史学才能和大局观在主编《兖州府志》时得到充分体现，当时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姚思仁在其《〈兖州府志〉序》中却为于慎行惋惜道："独惜宗伯公才钜用微，不能如二三元老朝夕却密阁，不时削笔国史，得与丘明、子长、孟坚三家寤寐一堂然"。礼部右侍郎冯琦在其为之作的序中却有不同的见解："今鲁尤之孔子之鲁也……概见公亦曰：’吾生长于鲁，吾志亦在鲁，使天下读其书，想见先生素王之乡，则作之力也’"。后来，《兖州府志》在国内失传，各图书收藏单位方志书目均未见记载，只有朱士嘉所编的《中国方志综录》中记载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有此书。60年代初，山东巨野发现了此书。几经波折，终于在400多年后的今天，《兖州府志》得以重新面世，成为今人研究明朝山东地方历史的珍贵史料。
    《东阿县志》是在编撰《兖州府志》之前，于慎行参与主编的一部地方志。明代谷城属于老东阿县，为家乡编一部史书成为于慎行义不容辞的责任。东阿原有县志，经历代重修，日趋完备。万历十年（1582）于慎行、孟一脉据旧志重修《东阿县志》。孟一脉（1539--1623），字淑孔，号连珠。明谷城人。隆庆五年进士，官至南京右通政、右佥都御史。据记载孟一脉"秩满乞归……家居日与素心人于文定商坟典，而亦雅爱佛乘"（清道光《东阿县志》卷十三《乡贤》），共同的爱好和志向很快促使两人在重修《东阿县志》上达成一致。此县志共十二卷，万历十年六月，和于慎行有莫逆之交并与之被人共称为"两鲁生"的贾三近为《东阿县志》作序，序中详细记述了此志的成书过程和体例特点："黎阳朱君德载以进士高等来宰阿……会邑人太史于君可远、柱史孟君淑孔方家居，具良史才，朱君就某之，乃以编摩托二君，而躬率诸文学士为纂集其事。越三月而志告成。始方域，终艺文，……其四表八志，一取材于马迁，而纪事从谈间折衷于左氏，驰骋古今，包罗图史、吏治、民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闳博雅畅，然成一邑全书，视旧所辑录不啻加千倍矣。"此县志现今有影印本流传于世，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作为一位学者，于慎行不但具有很高的史学成就，而且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在这方面同样成就斐然，曾经"文学为一时之冠"，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叶向高曾对于慎行的文学水平作出过评价："其所纲罗搜抉蕴诸胸中者，益阂深奥衍，不可涯涘。发为文词，皆春容宏丽，深至婉委，于情事曲折无所不尽；而于气格、词理、意象、色泽，无所不工。余尝反复读而论之，以为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则沈雄归之秦、汉，流畅出之宋、唐，乃其取材于昭明《文选》者为多。若概其生平，则少年之作，以宏富为宗，故近六朝；中岁以后，以骨力为主，故参东西京；至于晚节，则陶洗铅华，自生姿态，又若在昌黎、眉山之间。自非命世词宗，人巧天工，合流骈出，何以有此？於乎盛哉！信著作之大成而熙朝之盛事也。"（《谷城山馆全集序》，今见清道光《东阿县志》卷十八《艺文四》）可以说这是对于慎行文学水平比较客观的评价。
    于慎行的文学著作，集中收录在《谷城山馆文集》和《谷城山馆诗集》中。《明史》说于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叶向高也认为"于文，早学六朝，弘丽绵密。晚年乃益近自然，有欧、苏之致。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传、赠送诔祝之类，无不欲得公之一言。羔雁填门，公择而应之，常有余力。其诗则服膺李于鳞，骨力气格，大足相方。"（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可见于慎行的文章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于慎行为人老成持重，不求浮华，不务虚名，有古大臣之风，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着很好的体现：他的文章极少刻意修饰，文风以朴素见长。清代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认为明中期以后"文格日卑，学浅者蹈故如常，才高者破律怀度，慎行之文，虽不涉吊诡之习，至于精心结构，灏气流行，终未能与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并据文坛。"纪昀评论于慎行的文章不如诗，因此在《四库全书》中只"录其诗集，而文集则附存目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谷城山馆文集》有两个刻本，一为万历三十五年太学生周时泰受叶向高所托为之刻本，文集成，不久于慎行就去世了。"逝之日，适南都（时周时泰在南京任职）以所梓《谷城山馆集》至，公犹反复披阅，指点讹谬，亟驰一帜遗余。盖此集乃余请以付梓者。嗟夫，宁知公遂以此诀耶！"（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一为万历于纬（于慎行之子）刻本，此集由其门人郭应宠根据周时泰所刻《谷城山馆文集》重新编校而成。《谷城山馆文集》两个版本皆为四十二卷，叶向高为之作序，现《文集》收录在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集部"，北京图书馆藏有于纬刻本。
    明代中叶以后，诗坛流行拟古主义，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就是最积极的倡导者。他们主张不仅要在内容，而且要在形式上全面复古盛唐。拟古主义虽然对于反对当时的萎靡诗风起了一定作用，但它也使诗坛陷入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歧途。对于这种诗风，于慎行没有盲目附和，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唐人不为古乐府，是知古乐府也，不效其体而特假其名，以达所欲言。近世一二名作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唾弃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谷城山馆文集》）同时，于慎行还指出："魏晋之于五言，岂非神话？学之则愚矣。何则？意向空洞，模而不敢雕；轨涂整严，制而不敢骋，少则难变，多则易穷。若原本性灵，极命物态，洪纤明灭，毕竟精蕴，唐岂无五言古诗哉？"（同上）不仅如此，于慎行还身体力行，在其诗文创作中明显表现出了与拟古主义不同。于慎行的诗质朴典雅、自饶清韵，绝无拟古之风。这也是纪昀认为他诗歌创作水平高于文学的原因，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赞其诗"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偭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同上）终其一生，于慎行的诗歌作品大都收录在《谷城山馆诗集》，此集共二十卷，同样也有两个刻本：一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于慎行自刻本；另一版本即为周时泰在万历三十五年的刻本（《文集》与《诗集》合编，共62卷）。
    我国是一个多名山的国度，在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山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山成为他们家乡的象征物。于慎行也不例外，他的家乡谷城，位于泰山西部支脉谷城山、鱼山、云翠山环绕之间，此处东距五岳独尊的泰山仅有二百余里，这也就难怪他会对泰山情有独钟。于慎行长年罢官在家，心情自然郁闷，游览泰山成为其排遣压抑心情的良药。于慎行把泰山视为家乡，把自己所居住的楼称为"望岳楼"，而且多次以泰山及其支脉命名自己的字号，如"岱畎生"、"石闾主人"、"谷山（谷峰）"、"谷城山下居士"、"（云翠）山中居士"等都曾作为过他的字号，于慎行对泰山感情至深可见一斑。于慎行一生共七次登岱，且多与当时的文人好友同游，除了第一次没有留下诗歌创作，在历次登山中于慎行都创作了大量的赞颂泰山的文章和诗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散文《观日记》、《游三阳观记》、《登泰山记》、《岱畎图经记》，诗歌《登岱》、《泰山绝顶对酒》、《日观峰歌》等。于慎行创作的泰山诗歌是历来最多的，用"我本泰山人"来称他毫不过分。万历二十二年（1594）于慎行将其前五次登山的诗歌搜集整理，辑为《岱畎行吟》，光绪《山东通志》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岱畎行吟》二卷，于慎行撰"，这部诗集对于研究泰山历史、风俗和泰山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此诗集只是抄本流传，今失传。庆幸的是，诗集的大部分内容及后两次登岱作品都保存在了《谷城山馆诗集》中。
    于慎行曾有一个夙愿：为泰山编一部史志。"行不佞，家于岱畎，盖尝有意斯举而力不能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谷城山馆文集·岱史序》）由于身体的原因及当时政务繁忙，此史志终未能成书，实为一大憾事。
    除了游览泰山，于慎行还遍游泰山周围诸山及家乡的风景名胜，如"谷邑八景"之中的洪范池、云翠山等地都留下了于慎行的足迹和作品。于慎行把在此期间作的游记于万历十一年（1583）辑为《东游记》，此书一夹一册，现藏于浙江宁波天一阁。（《泰山名人文化·茫茫今古事，欲问岱君灵--于慎行与泰山》）
    于慎行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著名学者，在中国历史中也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本文只是对于他的生平、为官生涯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对于他的著作和学术成就也只是做了初步的搜集整理和一般评述，但我们已经可以对于慎行的一生可见一斑：耿直一生，从不屈服于任何势力，著作等身。对于慎行的各方面研究才只是个开始，以后还将继续进行。
   参考书目
    谷城山馆诗集          于慎行                 《四库全书》本
    谷城山馆文集          于慎行                  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兖州府志              于慎行                  齐鲁书社
    东阿县志              于慎行  孟一脉          影印本
    谷山笔尘              于慎行                  中华书局
    读史漫录              于慎行（清·黄恩彤参定）齐鲁书社
    词林典故              于慎行  张位            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明史                  张廷玉                  中华书局
    列朝诗集小传          钱谦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东阿于文定公年谱      邢侗  阮自华            山东省图书馆藏本
    于慎行墓志铭          叶向高                  拓片
    东阿县志（清道光）    李贤书  吴怡            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续修东阿县志（民国）  周朱生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明会要                龙文彬                  中华书局
    海瑞集                                        中华书局
    万历野获编            沈德符                  中华书局
    世宗实录                                              
    穆宗室录                                              
    神宗实录                                              
    学林漫录              瞿东林                  中华书局
    泰山名人文化          袁爱国                  山东友谊出版社
    岱史校注              马铭初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美）            中华书局
    济南名士评传          荣斌  曹善起等          齐鲁书社
    玫瑰之乡--风物记      郭英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山东平阴风物志        政协山东省平阴委员会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平阴名胜古迹          政协山东省平阴委员会编  济南新闻出版局
    平阴文史资料          平阴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专门史2003级研究生。
(作者简介：尹怡朋（1980年--），男，山东平阴县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专门史2003级研究生。)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55:08

于慎行笔下的晚明官场
于慎行的人品、官品、文品均堪赞佩，可惜他生于衰朽之世，佞邪之徒乘风得意，正直之士很难酬志骋怀。
    在因正当履行职责而一再触犯逆鳞之后，于慎行45岁时不得已而辞官归里。或许正因其官场失意，赋闲家居，才促其静心反思，有了较为切合实际的认识并形诸文字。我们看到，他回籍后撰写的《谷山笔麈》中，多处闪烁着不同流俗的真知灼见。兹略举一二：
    岳飞之遇害，迄今还有人完全归罪于奸相秦桧，而于慎行在四百多年前即已断言“杀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害怕徽钦二帝归国之心“桧知之耳”。于慎行接着述及，明英宗朱祁镇被掳后，虽被送还，乘机继位的亲兄弟代宗朱祁珏却一再不肯接纳。对于代宗，“君臣大义、骨肉至亲，岂足动其听哉？唯有利害可陈耳。”（Ｐ.22） 于慎行作为封建时代的大臣，竟如此直率地指斥前朝和当朝的皇帝，其胆其识，确非寻常可比。此其一。
    其二，于慎行任礼部侍郎时，有一天办公，礼部尚书谈到纠风整纪问题，认为娼妓“最伤风化”，应当打扫干净。于慎行说：“这怕办不到，也不必办。娼妓自古有之，绵延不绝，肯定有其深层原因。天地六气，自有一种邪污，必使有所疏通，然后清明之气方可葆完。譬如通都大邑，必有沟渠以流其恶，否则，人家门庭之内，就满是秽浊之物了。有些事是可做而不可说的，娼妓即属此类，存而不问可也。”（Ｐ．31）他以古证今，实事求是，从人性出发，灵活对待娼妓问题，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其三，御史刘台参劾权势炙人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张居正设法罢官戌边至死。刘台临走，只有刘的亲家习时甫和于慎行前往送行。张居正派人暗中窥知，大为光火。于慎行见工作难干，只好托病回家，张死后始得复职。不久，张居正受到追究，于慎行又给前去抄家的侍郎丘舜写信，恳请他推行“明主”的仁政，手下留情，莫让张居正的老母和诸子太过艰难。由此可见，于慎行不谄上、不骄下、不惧罚、不媚俗，光明磊落，淡泊名利，实属难能可贵。
    鉴于于慎行德、才、识皆非凡庸，又曾经三君，历仕两朝，《谷山笔麈》对晚明官场状况的记述应当说大体是可信的。
    到于慎行中进士的1568年，朱明王朝业已维系了整整200年。举世周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任何个人、家族、团体，若垄断国家政权，而不允许其他势力与之竞争，互相监督，则必然腐败。世界史迄未提供相反的例证。实际上，明朝在开国之君朱元璋后期即已发生许多腐败现象，200年就快烂透了，没救了，只能等着改朝换代了。这里，我们不妨随着于慎行的笔端，瞥一眼当时的官场戏剧。
一、君主昏庸，皇权式微。
    于慎行生于嘉靖朝。嘉靖帝在位45年，暴虐昏庸，恶名远扬。很正派的人一个都上不去；升官发财的大多是擅长阿谀奉承、撒谎调皮的无耻小人。谁说实话谁倒霉。海瑞倒是真替大明江山着想，冒死上疏直谏，说了一些人人皆知的大实话。这下可惹恼皇上，气得他捏着海瑞的本章，直绕着金殿转圈，还咬牙切齿地嘟囔：“别让他跑了！”一位管文书的宫女悄悄告诉皇上：“他想当忠臣，怎肯跑呢？”一个姓黄的太监又说：“此人特瘪固，朝臣都厌恶他，不跟他搭腔。昨天他一上疏，他唯一的一个仆人已经吓跑了。”皇上问太监：“怎么办他？” 太监说：“他想一死成名。皇上杀了他，正合他的意，不如押入大牢，叫他自己慢慢死！”于是皇上下旨：“这个牲畜有比干之心，可朕不是纣王！”海瑞蹲了三年大狱，老皇帝死，新君隆庆帝想拢络人心，且因人人知道海瑞冤枉，便赦了他，又升了他的官，但并不给他治国实权。
    于慎行隆庆二年进入中央机关。据他说，隆庆帝比较节俭。一天，皇上馋驴肠子，太监立即要下令寻找。皇上说：“此令一下，大臣们每天都得宰一头驴，等着进贡驴肠。”于是作罢。皇上带人在玄武门比射箭，只赏优胜者两个烧饼。可他在位6年就死了，也没干过什么象样的事儿。活得长又能怎样？
    万历帝10岁继登大宝，年幼时也挺懂事，长大后即开始为非作歹，弄得生灵涂炭，狼烟四起。
二、阁臣争权，勾心斗角。
    嘉靖帝崇信道教，以斋醮为务，20余年不见朝臣，给太监、首辅留下许多可钻的空子。夏言曾经甚受宠遇，任首辅，但他性格比较耿直，注定不会有好果子吃。有一天，嘉靖帝在宫中祈祷，赐给朝中大臣每人一顶道士星冠，只有夏言坚决不要，皇上愤恨不已，便罢了他的官。当时职位稍低的严嵩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但不久，嘉靖又思念夏言，在几案上写了“公谨”二字；公瑾是夏言的字。严嵩忒会察颜观色，为了讨好皇上，奏请“召回夏言”。夏言再任首相， 严嵩更加痛恨，处心积虑搜索中伤机会。适逢陕西总督曾铣上疏，建议收复失地，夏言甚是赞成，而嘉靖帝害怕打仗。严嵩买通皇帝身边的侍从，探得帝意，知道整夏言的时机到了。趁皇上专心祈祷之时，严嵩将曾铣的请兵疏呈上，皇上虽不快，也得让首辅夏言拟旨批复。夏言力主用兵，又以为这是军国大事，便抓紧时间，不顾皇上还在玩乐，呈上批文。皇上的左右侍从都受过严嵩的贿赂，说所有大臣都反对打仗。皇上问严嵩，严嵩立即密奏：“此事绝不可成。 惟独夏言想打仗，没让我们发表意见。”皇上大怒，遂下旨杀了曾铣，撤了夏言；不久，夏言被诬杀，严嵩从此专权20多年。
    严嵩当上首辅，华亭（在今上海）人徐阶次之。徐阶千方百计讨好严嵩，心眼子也够使的。严嵩是江西分宜人。有一年， 徐阶借口海边有贼寇，不安全，便到江西南昌买了座住宅，附籍江西，又与严嵩之子严世蕃结成儿女亲家。自此， 严嵩不再介意徐阶，徐阶则羽毛渐丰。
    严嵩为相，江西的士大夫往往呼之为父，尔后外省当官的也渐渐这么叫。有一个浙江籍进士赵文华，因认严嵩为父，很快爬上工部尚书的高位。上了台阶，他又想隔着严嵩，直接巴结皇上。他根据皇上的喜好，有一天密进药酒一碗，说 “此方是神仙所授，喝了可以长生不老。只有我和严嵩知道此方。” 皇上说：“嵩有此方不奏，多亏文华。”严嵩耳目众多，听说后又怕又恨，召问赵文华“献了何物”，赵文华硬说“ 啥也没献”。严嵩拿出了赵文华的进酒疏，赵文华直吓得屁滚尿流。他了解，严嵩一瞪眼就会杀人，已经杀人很多。赵文华痛哭流涕，长跪不起，哀求严嵩的老婆、儿子说情，才算保住了脑袋和乌纱。
    严嵩之子严世蕃虽卑劣无行，也成了高干，当上工部侍郎。他依仗父势，索贿受贿，卖官鬻爵，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许多一心要官升官的小人，也主动找上门去，通过严世蕃乞求严嵩施恩。有一天，严世蕃正坐着跟一个求情者谈话时，放了个屁。那来客便吸着自己的鼻子问：“这是什么呀？异香扑鼻！“严世蕃假装吃惊：“放屁而不臭，说明病在肺腑，不轻啊，我危险了！”过了一会儿，那来客又 摸着鼻子说：“嗯，倒也有点臭味儿。”严世蕃大笑，将此事遍告其亲信；他也轻贱马屁精。
    确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严家的童仆也都身价百倍。管家永年与公卿平起平坐，公卿都称之为先生；方镇牧守以下，攀不上永年，见到严家的小厮也恭而敬之。一天，有一官员到严府晋谒，久不得见，尿憋急了，想找个空地儿方便，被严家一小厮看见，揪着耳朵大骂。该官员卑躬屈膝地忙不迭赔不是。认识的人一看，那还是个部级高干（寺卿）呢。有一个司局级干部求见严世蕃，等候多时没动静，见一仆人正坐在偏房理发，就塞给十两银子，央求通报一声。仆人嫌银子太少，立即扔给理发员，以示不屑。该官儿骇惧，又加了几倍银子，仆人才叫他进去见主人。于慎行写到这里，感慨道：“其所奉严氏父子者，又不知几何矣。”
    严氏父子恶贯满盈，垮台是迟早的事。当然还得有人治他。他们的亲家徐阶正觊觎着首辅的位子哩。徐阶磨刀几载，就要一试利刃了。他先来离间皇上与严嵩 的关系。胶州有个蓝道行，自称紫姑附体，能预知人事吉凶，公卿礼为上宾。皇上原本嗜好此道，徐阶推荐，召入大内。一天，严嵩有密札要呈，徐阶预知此事，请蓝道行依计而行。道行故作紫姑语：“今日将有奸臣奏事。”皇上正在寻思，严嵩 前来上疏，皇上心中顿觉疑惑。徐阶乘机让御史邹应龙参劾严嵩。已经80多岁的严嵩日益失势。接着，有人参奏严世蕃犯上作乱，有旨抄家，并处以极刑。严嵩为了儿子，托人重金贿赂徐阶。徐知道这是涉及自己权位的事情，收了重金，照样将亲家严世蕃斩首抄家，严嵩也被革职，徐阶爬上了首相宝座。
    徐阶柄权，自然也有人竞争。高拱嘉靖时由徐阶推荐入阁，一块斗严嵩。严嵩倒了，徐阶升了，高拱仗着自己曾是新登基隆庆帝的老师，不大把徐阶放在眼里，常对大政方针发表些自己的见解，徐阶不能容忍。在徐阶气焰正盛、高拱势孤力单之时，高的门人齐康就上疏参奏徐阶，且言词激烈，多有失当。于是，朝中大臣和地方官“无耻者，凡28疏”奏上，打高、齐而保徐阶。隆庆帝无奈，罢了高拱的官。当时，张居正地位还在高拱之下，正处在结党树威、积蓄力量的阶段，与高拱关系不错。张找徐为高求情，徐不听。可是，转过年头，徐阶也走了，原是后院起火所致。徐阶的弟弟徐陟，也是进士，位至工部侍郎，可兄弟失和成隙。徐陟奏了徐阶一本，揭的都是外人不知晓的阴私猫腻，不堪入目；加之张居正使劲儿火上浇油，徐阶只好辞职回家。坐船快到家时，徐陟高接远迎，“逆诸江上，素服而泣，相君亦不问也。”（P.39）徐陟大概有点后悔吧？
    徐阶罢相，隆庆帝特旨提拔赵贞吉补缺。张居正感到对自己不利，便与高拱的同乡太监陈洪串通，怂恿皇上，重新起用高拱。第二年，赵贞吉、陈以勤等阁臣相继去职，高拱为首相，仍兼任吏部尚书；张居正亦为相，有诏不再补选阁臣。
    高拱复位之初，常对人说：“徐阶对我有旧恩，后虽有点矛盾，不足为怨。男儿行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摆脱，尚何可云？”（p.40）朝臣都信以为大度。但他当权一久，地位巩固，加之有人为钻营利禄，挖空心思煽风点火，高拱便决心报一箭之仇。有个叫蔡国熙的，本是徐阶的门人，号为“入室”。现在，他为了表示自己坚持原则，忠于高拱，便撸袖揎拳，自奋告勇，到华亭去整许阶。他一到那里，就暗示地方官吏告徐阶家的仆人犯法，且文致徐阶的三个儿子有罪，当论戌边。徐阶以为自己已无活路，逃进西湖避难。蔡国熙写好报告，上报刑部，批文尚未下发，高拱又倒台了。
    当初高拱复位，张居正出力不小。开始，两人相得甚欢，意见一致，“如出一口”（p.40）。但等诸相皆逐，惟他俩共事，高拱就极力排斥张氏之党，张居正气愤难平。适逢隆庆帝驾崩，万历改元，高拱乘机上疏，打算削减宦官之权，使政归内阁。论起来，此事倒是不错，却开罪了太监们。高拱让御史六人上疏弹劾大太监冯保，冯压着不报。当时皇帝年幼，冯保就把自己的意思弄成了圣旨。这一天，有旨召集朝臣听谕。高拱满面春风，以为是御史们的本章有了回应，要治冯保。有人问高拱“宣谕何事”，高随口应答：“当治二马。”众朝臣趴在殿外，首相高拱居前。太监捧着圣旨来到，高拱仰脸去接，太监不给，而给了旁边的成国公朱希忠；打开一念，乃是将高拱罢官。
    张居正与冯保合谋挤走高拱，张任首辅。他也搞了一些改革，当然治不了明朝的膏肓之疾。于慎行觉得，张居正刚愎自用，像是王安石，但远不及王安石“心术之公”（p.45）。张居正官至极品，权倾天下，见皇上不报自己的姓名，当时的官方文书，也只称他“元辅”、“太师”，不写姓名。小皇上有时竟叫他“太岳先生”。就是这样，一帮小人还说不够。有一天，于慎行等讲官给小皇帝讲《论语》，皇上念到《乡愿》中“色勃如也”一句，读“勃”如“背”，入声。坐在一旁的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 小皇上吓一大跳，讲官们更是相顾失色。一查注释，读“背”音是对的，倒是儒臣们按照字面顺口读错了。又一日，皇上饮酒间，叫两个内侍唱支新歌，答云“不能唱”。皇上醉而怒，取剑击之，被其他太监劝止，乃割其发。太监告给太后，太后怒吼：“皇帝不光你一人能做！” 张居正也随之切谏，言词过激，大有胁迫之意，并代皇上草拟罪已诏，通报全国。皇上痛恨之极，但隐忍不发。在于慎行看来，张居正做得过火，有失臣礼，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张居正也是一人说了算，大搞一言堂，无论人家批评得对不对，都把批评者当敌人。御史傅应祯等人奏本参他，都被整得很惨，有的被整死。当时规矩，官员下诏狱，同官和同乡可送至锦衣门外。待到傅应祯下狱，张居正命锦衣卫报告谁去送过，御史乔岩、李祯等因此遭贬。有一天，皇上问内阁大臣：“吕本可安好？” 吕本是嘉靖朝的阁臣。张居正怕这个老资格再出来做官，很恼火，下去就把吕本的儿子吕兑传到朝房，逼问：“主上怎么听说你爹了？” 吕兑惶恐，遂即上疏辞职，仍然受到特务监视。（p.44）
    张居正专权，他的管家游七、宋九、王五等人也成了文臣武将巴结的对象。宋九能为主人代笔写批文题字，因而比游七还富。有时，张居正因事不能到内阁办公，内阁都把章奏公文装进盒子，让吏员捧到张家，由游七、宋九等弄好批复，交内阁照办。（p.48）
    张居正活着，大权在握，有人奉迎，可他也不能不老不死，他57岁就病死了。第二年，刚亲政不久的万历帝，将从小压在肚子里的怒气发作出来，追惩张居正，尽夺官阶，抄没家产。
    与张居正沆瀣一气的太监冯保也权势薰灼。明初，朱元璋怕别人削弱朱家皇权，便罢置丞相，于是，朝夕伺候皇帝的太监倍受倚重。中官（太监）的级别虽然最高只有四品，但其附丽皇权，“公、侯、师、保皆在中官之下”，“皇亲驸马见之皆拜”（p.64），辅弼重臣也要夤缘中官以保位固宠。隆庆二年，一个太监就在金殿旁边揍了一位御史，结果是御史降级，太监只挨了几板子。有一天，是正常上朝的日子，却让众官天没亮就上朝办公。一问，原来是冯保要在郊外40里处造一个新墓地，请首相张居正下了早朝就赶过去致酒开工，而冯保并不亲陪，仅派管家张寿带领大臣前往。冯保贵倨如此。张居正死后，冯保也被弹劾、诛杀。当然，此后不久，比冯保要坏得多的魏宗贤又出来祸国殃民。
三、汰优择劣，吏治腐败。
    君昏臣佞，宦官肆虐，自然弄得中央官场乌烟瘴气，下面官场瘴气乌烟。
    当时，朝中大事，首相一人说了算，次相只能听喝，稍有看法，便被斥为不一致（“异同” ），“相沿成习，牢不可破”，显示出世界末日的颓败风气。（p.35）上行下效，各单位也是一把手说了算，“视同列为外人”，副手不了解情况，出了毛病却要分担责任。这样做，“岂但政体有失，亦非人情矣，而积重难返，至于成习……可慨矣！”（p.34）
    用人唯亲，用人唯钱，上下皆如此。严嵩的儿子权重一时。还好，高拱无子。许阶、张居正的儿子们并非学习好，却连登科甲，占据要职。有人奔走权门，送礼求情，有时从门洞里爬进爬出，或跪地乞恩，被讥为“由窦尚书”、“屈膝参政”。于慎行很厚道，不肯在书中“著其姓氏”（p.46）。有一回，张居正卧病，“举朝士大夫建醮祈祷”。有一个姓朱的御史，头顶香盒骑马到寺庙上香，以张扬自己对首相的忠诚。他出京公干，地方官吏杀猪宰羊款待他，他大叫：“没听说我在为相公吃素吗？怎么能叫我吃肉！”（p.45）这种人能升官。
    当时，“官无大小，皆有定价。”（p.50）谈及官员升降，一句口头禅是“协调、协调”（“调停”，p.182），视后台和交钱情况而定，并不论德、才如何。谈及制定方针政策，一句口头禅是“作用、作用”（p.182），决策者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干，还得讲一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而不顾社稷、民众如何。于慎行认为，此“四字不除，太平不可兴也。”（p.183）太监们到内阁、到各部传达圣旨也要劳务费，给少了不行。中央官员因事到州县，更是连吃加拿，糜费无算，“毒流吏民”（p.114）。
    权臣大都提拔奸佞无耻之人，而不敢用、不想用廉洁正直之士。不要说海瑞那样的刚正不阿之臣难于立足官场，就是不跟着上头干坏事也不成。隆庆初首辅许阶整高拱时，有28人跟风上疏,唯户部尚书葛守礼不想媚徐打高。户部两个侍郎徐养正、刘自强，还都与高拱有旧，也请葛公上疏攻高拱，葛终不肯。这样，徐、刘便不能以户部红头文件的形式表现自己，只好上白头疏。很快，葛公罢官，徐升工部尚书，刘升刑部尚书。二年后，高拱复起，任首相，感葛公之谊，召而用之。一天，高拱很从容地问刘自强：“当时公等作白头疏，多不够意思啊。”刘大言不惭地说：“当时若无此疏，今日安得在此？” 高拱说：“那么，葛先生还在这里吗？”据于慎行说，刘有点儿脸红（p.50）。论起来，这样的官儿哪有要脸的？不该脸红。高拱让葛守礼当都御史，掌管纪检司法，葛还是不趋炎附势，高也疏远了他。但高被冯保、张居正再次整倒后，葛又出面主持公道，使高未遭大难（p.50）。吏部尚书杨博告老还乡，需选人补缺。大家看好的几位够格者，有才、耿直、交游广，张居正一概不提。他推荐给皇上的几个候选人，不是年纪很大，就是能力、声望较差，任命圣旨一下，“举朝大骇”（p.47）。孙丕扬掌吏部、管干部时，感到权势者及熟人请托，办与不办都为难，便想出一个绝招，用抽签的办法选任官吏，居然上上下下都以为至公无私。（p.54）。抽签选官，还有何优劣可言？
    管事的太监找宰相为他人求官，直如探囊取物，有求必应；即便事发，不过是新官革职而已，没人让太监、宰相负责任。（p.113）权臣的秘书或各部办理公文的人，即所谓“主书”、“堂后主书”者流，“外挟宰相以要士夫，内挟中贵（宦官）以钤宰相”，一时给他们送不够，他们就从中作梗。所以，这种秘书都肥了（p.114）。大小官吏都忙着追权逐利，国家安危无人关心，行政管理十分松弛。万历十五年（1587年），一天早朝过后，近10点钟，忽传要上“午朝”，百官踉跄奔趋，争先恐后，跑到东华门，听到集合鼓声，跑得更急。百官赶到朝堂，并不见皇上，一打听，原来是管敲鼓的太监误听传言，敲错了鼓。大臣们一哄而散。于慎行说这是“讹言之妖”（p.110）。当时的正常人，以受到上级褒奖为耻，以受到上级惩罚为荣（p.184），这正是政治腐败造成的结果。
    总之，于慎行看到，明朝已经世风浇漓，人心涣散，“祸乱之不可免”，“太平之不可兴”（p.182、184）。他审时度势，进退泰然，持身有节，为官有道，方圆适度，宠辱不惊，可谓大智。事实上，他去世后30几年明朝就灭亡了。平阴县尊之为乡贤郡望，号召人们研究、学习他的学问、道德，是很有远见、有益处的。
（作者系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正研究员、原社科所所长）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55:45

三代帝师于慎行的文化人格
摘　要：明代重臣于慎行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他的言行、著述、思想展现出许多与儒家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特征：“尚仁”、“崇德”、“守直”；恪守礼数，重视“礼义”；心系朝廷社稷，“志于道”。这样的文化人格，成就了于慎行一代名臣的崇高威望，也造成了他有才难得重用的悲剧命运，从而使得于慎行具有了鲜明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于慎行；文化人格；传统文化
明代讲幄名臣于慎行，字可远，又字无垢，号谷山，生于嘉靖24年（1545年），卒于万历35年（1607年），今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古东阿县城）人。于慎行弱冠登朝，官至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是明代中后期饶有影响的学者、诗人、政治家。
    于慎行在文学、史学、典章礼仪等领域所表现出的博学多识使他成为“文学为一时冠” [4] (卷二百一十七 《列传一百五·于慎行》) ，史学造诣精深，而又“明习典制，诸大礼多所裁定”[4] (卷二百一十七 《列传一百五·于慎行》)的大家，也是历史上少有的三代帝王之师。被王世祯誉为“临朐四冯”之一的冯琦在于慎行的重要著作《谷山笔尘》的题词中不禁写道：“余聆其言，若惊河汉，韪其识，如陟泰岱而望吴门。”[1] p3于慎行留下的《谷城山馆诗集》、《谷城山馆文集》、《读史漫录》、《谷山笔尘》等著作则代表了他在各个领域的重要成就。
    虽然于慎行举仕较早，却因各种原因家居多年，可以说于慎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齐鲁大地上度过的，他的思想理论和处世为人体现出浓重的齐鲁传统文化特征，甚至可以说，于慎行就是齐鲁传统文化的一个标本，于慎行的文化人格就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齐鲁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他“崇仁”、“尚德”、“守直”，展现了真切而朴素的操守和情怀；他是博学多识的大学士，是恪守礼数、中规中矩的标准封建官员；他心系朝廷，“有志于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为此他承受了命运的悲剧……
第一，“尚仁”、“崇德”、“守直”
    于慎行的文化人格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这句话大致概括了孔子的思想体系，“道”、“仁”、“德”也成为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而这些特征在于慎行的言行著述当中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思想此后更是内化为齐鲁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讲“仁者爱人”，赋予了“仁”浓重的道德属性，将其发展成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学说。可以说，“仁”的概念的提出和内涵的赋予，是孔子的一次创新，体现了原始的人道主义，也体现了一种道德要求。于慎行是“尚仁”的。
    于慎行的“尚仁”表现为对人的宽容仁慈。于慎行为官严谨，为人耿直，他对张居正的飞扬跋扈和“不尊礼仪”之“夺情”多有批评弹劾，这使他与张居正关系紧张。而于慎行的“仁”就在于他能对事不对人，对事严守规章，对人却宽容仁厚：张居正病卒后，御史李植等人弹劾张居正及其党羽，神宗下诏夺去张居正上柱国、太师之称，继而又夺去其封谥，下场极惨。此时，于慎行不计前嫌，连同申时行等同僚疏谏缓之。后来，神宗下诏留其宅院一所、田十顷赡其父母。此事之后，慎行之仁，令举朝刮目相看。
    于慎行崇“仁”尚“义”，更为可贵的是他反对“仁”的形式主义和沽名钓誉，注重实际行动，真正立足于实践“爱人”的原则，这种务实真正体现了“仁”的本质：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据《谷山笔尘》记载，针对日益增多的贫困人口和沿街乞讨的乞丐，蜡烛和幡竿两个寺院收养贫困人员，而公卿大夫也有不少“载钱自随”，“车马所过，辄散以予之（乞丐——引者注）”，而普通百姓对此的态度则是“相传以为美谈”。[1] p33然而于慎行对这样的“仁义之举”却不屑一顾：对蜡烛寺和幡竿寺收养贫穷的做法，他分析道：“所养贫人不及万分之二，而叫号冻馁充满天街，至于不可听闻，则二寺之设亦何为？”[1] p33言下之意，这种做法对于如此众多的穷苦百姓来说，不是杯水车薪就是朝廷的“形象工程”。他鄙夷那些以施小恩小惠为“仁义”的官员们：“而乞予一钱以为私惠，若里巷妇人之为者” 。[1] p33然而于慎行没有放弃对穷苦百姓命运的思考和关怀：“身为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所，阙亭之下，流离叫号，是谁所致？”[1] p33对这个问题，于慎行的结论是“（公卿——引者注）惠而不知为政也”！[1] p33——百姓流离失所、贫困潦倒，还不是官员为政不利的结果吗？由此可见，于慎行讲“仁”，不仅是限于纸面和口头的道学，也不仅是玄而又玄的道理，他试图将“仁”的理想化为实际，这在当时是相当难得的，与政客的施小惠以取名声和柔弱知识分子苍白的哀叹相比，这种眼光和思考更具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也更接近人道主义的本质。
    “崇德”也是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鲁之孔、孟，齐之稷下先生，几乎都向往着“德治”的社会理想。“崇德”便是相信人的向善，并不断用道德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制约。“崇德”首先是要求个人都要加强修养和自律，养成良好的德行；在国家来讲，“崇德”要求当政者用道德规范治理国家，使整个国家都以德为重，崇德守纪。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这种思想在齐鲁大地上影响深远。
    于慎行特别推崇“德”。在《谷山笔尘》的“臣品”一卷当中，他就着重提到了“德”。他首先讲：“古豪杰用事，求其才略，固亦可企而及，为气魄与望不可强。”[1] p49什么是“望”呢？他说：“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1] p49于慎行将“德”置于大臣若干重要品质的第一位，由此可见他对“德”的重视。他还举了御史大夫葛端肃的例子来强化说明：葛公终身不置姬侍，当其夫人“求一姬奉之”的时候，“公固不肯”，当见到“姬直侍卧内”的时候，“公拂衣而出，竟不复往”；他上疏禁戏，当朋友娶亲唱戏之时，他也要“挥妓乐以出”……[1] p49葛端肃的“崇德”现在看来呆板得可爱，而在于慎行眼中，却无比真诚和严肃，还要在自己的书中把他立为楷模。于慎行对“德”的推崇可见一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德”的问题上他也还有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和保守的一面。
    “守直”也是齐鲁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恪守直道，刚直不阿，为人耿直，在齐鲁传统文化里都被视为优良传统，从放言直谏而被曹操所杀的孔融，到文艺作品里的水浒诸英雄，再到宁死不屈的骨鲠之臣史可法，“直”向来被认为是齐鲁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今天的山东人仍然沾了祖宗的光，以直爽性格闻名于天下。
    于慎行也是个直性子。对皇帝，他屡次三番上疏请求“早建东宫，出阁讲读”，即使惹恼了天子也在所不惜，仍然严肃地认为江山社稷安危兴亡的问题自己责无旁贷，即便“帝怒，再严旨诘责”，仍然“章无虑，十余上”。[4] (卷二百一十七 《列传一百五·于慎行》)如此耿直性子，也最终造成了于慎行虽弱冠登朝，却不得不在大好年华屈居乡里的悲剧。对炙手可热的权臣张居正，于慎行同样耿直不阿。御史刘台以弹劾张居正下狱，同僚故交慑于张居正的淫威，多畏嫌避匿，“慎行独往视之”[4] (卷二百一十七 《列传一百五·于慎行》)；等到张居正用“夺情”为借口，不肯放权的时候，于慎行又“偕同官具疏谏”[4] (卷二百一十七 《列传一百五·于慎行》)。如此耿直性子，如此不善圆滑，如此“撞到南墙不回头”的性格，可谓“守直”的典范了。
    当然，于慎行不是看不懂官场，不是不知道圆滑世故对于为官者的重要性，在《谷山笔尘》一书中，他曾以屏风和车轮作比喻，论证处世圆滑的必要性：“屏之张也，直则不立，必也回而曲之；轮之转也，方则不可行，必也揉而圆之。处世亦然。”[1] p182虽然心里明白只有圆滑才可左右逢源，但是于慎性仍然不愿背离操守，不愿放弃耿直的性情，他写道：“虽然，屏必有幅，轮必有轴。屏虽欲曲不可不齐，轮虽欲圆不可不正。君子自处亦然。”[1] p182可以看到，于慎行非常清楚官场状况，也曾经有过深刻的思考，但是在这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中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坚守直道，这种选择让他屡屡碰壁、头破血流，也造成了他有大才大德却长期得不到重用的悲剧命运。而若干年后，当年他对“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圆滑”明知其有益而弃之的气概仍然让人肃然起敬。
第二，博学多识　恪守礼数
    于慎行“遵礼”的思想很浓重，也正因为他对“礼”的精通才成为了封建朝廷的栋梁之臣。如果说于慎行在当时能被推为馆阁重臣而享有崇高威望，在今天仍然有能被记忆和研究的价值的话，其对于中国传统典制礼仪的博学多识和对于礼数贯彻的虔诚严谨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左传》称：“周礼尽在鲁矣” （《左传·召公二年》），齐鲁大地后世被称作“礼仪之邦”，齐鲁土地上也走出了一位位礼学大师：叔孙通、公孙弘、郑玄……据历史学家研究，之所以封伯禽于鲁，周王朝就是希望鲁国能够秉承周礼，以影响和教化原来殷商之地，这种历史背景就决定了鲁地与礼文化的渊源关系，鲁国也成为周代礼乐保存最完整的国家，诸侯至鲁，“于是观礼” （《左传·襄公十年》）。虽然后世周礼和鲁礼经历了“礼崩乐坏”，但是崇礼、明礼、“服于有礼”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的思想却在齐鲁大地生根发芽，深入人心。于慎行便是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礼学大家。
    于慎行广泛搜集各朝各代典制礼仪，深入考证，对比优劣，最终在礼学领域成为学识渊博的集大成者，形成了一整套典制礼仪思想和知识体系，因此他在当时享有崇高的威望，在礼学方面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从而官至礼部尚书，“诸大礼多所裁定”，而满朝文武“皆服其知礼”。[4] (卷二百一十七 《列传一百五·于慎行》)他的礼学体系涉及殿见、官品、爵位、谥号、礼乐、后宫、嫁娶、奏议、选官、轿马、官服、赏赐、称谓，等等。在封建社会，“礼”是维护秩序的重要保证，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极为看重礼的作用，对礼的尊崇和谨奉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很多人甚至以通礼而仕，以精于礼而为馆阁重臣。从某种意义上说，于慎行等博学多识的封建士大夫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内容得以传承延续下去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也正是从这种角度上说，对他们做研究还是必要的。
    于慎行虔诚地遵守朝廷礼数，严谨地考究和奉行各种礼法制度，他是礼的最忠实的守护者和捍卫者。对待礼数他一丝不苟：“国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参稽，多所谬误。”[1] p3对待这些谬误，他做了多方考证，终于找出了出错的原因，这才罢休。对待礼数他十分谨严，谈到当朝实行的朝见次序时说：“此迁就之方，非正礼也。”[1] p2当他见到所守护的礼数受到其他因素干扰的时候，他满怀悲伤和遗憾：“若大臣不爱官爵，即自重不为抗，台谏不畏强，即守礼不畏诎。奈何其不然也？”[1] p3他忠实地守护着朝廷的礼法，不容许任何人破坏，当朝权臣张居正想以“夺情”为借口，抓权不放，不回家为父亲守丧，于慎行也要“偕同官具疏谏” [4] (卷二百一十七 《列传一百五·于慎行》)；就算是皇帝家里祭祀的袝祧之礼不当，他也要站出来说“非礼”！正是有这样一种捍卫礼数的思想，他才会在社会上有违反礼数行为存在的时候表现出真切的惆怅和深深的失望，他批判“今世风俗大坏，人心不古”[1] p3，他无奈地哀叹：“人心世道，此足观矣” [1] p3。于慎行对礼数的这种情结，颇类于孔子感慨礼崩乐坏之春秋时期“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呼喊，相信这种哀叹和呼喊绝不是无病呻吟或者虚张声势，而是一位礼数捍卫者面对残酷现实而发出的痛彻心扉的失望和痛苦。严格按照礼数所规定和允许的范畴看问题办事情，也让于慎行等封建官僚显得保守呆板，不会变通，往往会在改革来临的时候站在其对立面，这是一种局限。但是这些能够以礼数为标准，抨击和限制违法乱纪的行为，无疑又是有积极意义的。
    于慎行以学者的眼光和思维，把典章礼仪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考证，并考察各个朝代典章礼仪的发展演变，挖掘整理了一系列典章制度，还在各种典章制度之间进行比较，这种对典章礼仪的深入研究大大加深了当时人们对典章礼仪的理解。可以说，这是于慎行作为礼学大家的一项重要贡献。在他的《谷山笔尘》当中，很多关于礼数典制的章节都会提到“汉制”、“唐制”、“宋制”等等，并且与当朝制度进行对比，找出优缺点。他有尊古的思想，注意吸取古代礼制中的优点：讲到有关后宫嫔妃和“动戚大臣”的时候，他认为“祖宗礼法之善，此其一云”[1] p5；讲到诏敕书画等的制度之时，他认为“宋之制为尽善也”[1] p7；讲到致仕朝参的礼仪时，他则认为唐代制度“甚雅” [1] p9。他在以朝廷礼部官员的身份尊礼的同时，也在以学者的眼光查考各代制度，把国家典章制度掌故“多所谬误”之处考究出来，正是这种学者的眼光才使得于慎行卓然与其他封建官僚有所不同了。在多方考据、学习借鉴的同时，他为明代礼仪制度的完备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点连他自己都非常自豪。关于明代殿见制度，他宣称“较之唐制善矣。”[1] p1提到封谥制度时他说：“此唐、宋所不及也。” [1] p4讲到封赠父母之礼时，他说“教孝之典，可谓大备矣。” [1] p10
    于慎行在礼学上影响如此之大，不仅在于他重视“礼仪”、“礼俗”，还在于他重视“礼义”。在齐鲁传统文化当中的“礼”，既包括礼仪、礼俗这些形式和外在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还有“礼义”这层内涵；礼仪、礼俗是具体的礼节、做法，礼义才是更深刻的意义，礼仪、礼俗本服从于礼义，但是在礼的发展过程中，各朝各代都存在着“礼存其仪而失其义”的现象，礼乐之“义”丧失而“仪”却日渐繁缛。这也恰好应验了《礼记·礼运》里的那种担忧：“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然而在日益追求繁琐礼节的社会环境下，于慎行却表现出了别样的开明，对某些无关紧要的礼节不做斤斤计较，却对正在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礼之“义”念念不忘：在谥号庙号制度当中，存在着以字数多为尊的现象，甚至“本朝庙号多至十六字” [1] p4，于慎行对此不以为然：“尊养之至，亦岂在弥文繁称哉？”[1] p4看得出，他并不一定在乎“弥文繁称”，却一定要求“尊养之至”，这也正体现了于慎行重礼之“义”的一面。
第三，心系朝廷“有志于道”
    以道自任的精神在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的思想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孔子讲“志于道”，他把“道”比作迈向理想人生的大门，他认为追求“道”的实现，不仅高于生存的价值：“君子谋道不谋食” （《论语·卫灵公》），甚至高于生命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后来的孟子也高呼：“士穷不失义，士达不失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齐国的稷下先生们的百家争鸣，则体现了士“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 （《战国策·齐策》）的品格。后来这种对“道”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成为士人们对理想精神和操守的追求，并且常常与忠君爱国结合起来，成为他们忠贞不渝的信念，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在士人们前仆后继地卫道、殉道的过程中，“道”也已经超越了原有的狭隘内涵，成为一种精神和信仰的代名词。
    于慎行是个传统士人，他也“志于道”，以江山社稷的昌隆兴衰为重，以为朝廷负责为己任。在他不被朝廷和同僚理解的时候，他“尝自叹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1] p23但抱怨过后，仍然义无反顾地说道：“尽吾心而已，何所不可洒也？”[1] p23对国家朝廷的一片赤诚忠心，也便是士人对“道”的虔诚守护。在古代的官僚队伍当中有两种人，一是知识分子，一是政客。知识分子与政客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知识分子“志于道”，而政客志于官、志于权。毫无疑问，于慎行属于后者。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将“道”看作比生命都重要的东西，拼尽全力去守护，其实就是在守候一种理想，捍卫一种尊严，担当一种责任，这也正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和最让人钦佩之处。然而，正因为知识分子对于“道”的绝对信仰和忠诚捍卫，却也常常触犯权势，也因为知识分子对于信仰的坚持和不可妥协，在历史上出现了一幕幕悲剧：孔融放言直谏被曹操杀头正法，嵇康钢肠嫉恶、锋芒毕露，也遭杀身之祸；……于慎行也有志于“道”，也因为对“道”的追求和捍卫而每每遭受打击，使得他仕途坎坷，造成了他虽对朝廷社稷忠心耿耿却被朝廷长期抛弃的悲剧。
    在于慎行看来，对朝廷社稷的负责便是对“道”的坚守。在立储一事上，于慎行的表现便是“志于道”的绝好体现。神宗皇帝于万历10年得皇长子常洛，此后相继有常洵、常治、常浩、常润等皇子，及至万历18年仍未立太子，朝野内外议论纷纷，神宗皇帝深厌苦之，此时于慎行却“不识时务”地五次三番上疏立太子，不惜丢官夺俸。《明史》这样记载：“十八年正月，疏请早建东宫，出阁讲读。及冬，又请。帝怒，再严旨诘责。慎行不为慑，明日复言：‘册立臣部执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帝益不悦，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乃僚属皆夺俸。” [4] (卷二百一十七 《列传一百五·于慎行》)就这样，于慎行为了坚持这种责任，拼死相谏，最终也落得个削官夺俸。如果说于慎行在其位时上疏求建东宫还是在职责之内的话，那么他归于田里之后仍然牵挂国事，就更能说明他对这种责任和“道”的坚守之虔诚了。万历29年，神宗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号光宗，慎行闻讯即赋《恭闻东宫礼成志喜》，表达了他由衷的高兴和欣慰。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杜甫的名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发自肺腑，一样的“志于道”。而于慎行以如此巨大代价所捍卫的“道”，也早已经超出了立储一事的范畴，变成了一种信仰和一份责任。
参考文献：
     [1] 于慎行 (吕景林点校).《谷山笔尘》. 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杨朝明.《鲁文化史》. 济南：齐鲁书社，2001
    [3] 魏建 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4] 张廷玉.《明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孔令才.《兰台已注史臣名》. 济南：《青年思想家》杂志，2003，(6)p83～p85
    [6] 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7]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56:36

兖州府志的评价
《兖州府志》是于慎行在万历十八年（1590）至三十五年（1607）致仕家居期间，应兖州先后两位知府易澄瀛和卢学礼的邀请，而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部府志。该志书最早的刻本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本，但目前国内已绝少流传，20世纪60年代曾在钜野发现该志书，被认为是孤本，但缺少“人物志”和“典籍志”。80年代，经山东大学著名学者殷孟伦教授拜托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教授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复制所缺的二志，并由齐鲁书社于1990年出版，终使这部散佚多年的明代方志杰作重新问世，给后人研究于慎行提供了重要素材。
    明代的兖州府，包括今天的济宁、菏泽、泰安、枣庄、临沂等市的三十余县，是当时管辖县较多的一个府。在嘉靖年间，曾有《兖州府志》，在其后的清代康熙年间，也有《兖州府志》，综观几部不同时期的《兖州府志》，可以看出，于慎行所修的《兖州府志》与其他二志相比较，无论是从体例之严谨、选材之丰富，还是考证之精确等方面都要胜出一筹，尤其是该志的史料价值更为后世研究者所公认，称此为研究古代山东地方史，尤其是兖州地方史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
一
    于慎行所撰修的《兖州府志》共有52卷，另附《府境州县图》一卷，是一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志书，堪称旧方志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其一，选材丰富，体例严谨，地方特色鲜明。
    该志书52卷，包括了志书中应列入的内容，极富地方特色，并多有创新。该志书中除了应有的沿革、户役、学校、河渠、风土、山水、人物、职官、艺文、灾祥等志以外，还根据兖州是孔子故里所在，以及历史上在此活动的名人甚多、遗迹丰富的特点，增加了圣里志、陵墓志与古迹志等。圣里志分为上、中、下三志，份量颇重。上志按照编年体体例记载了孔子一生的活动，中志记载了孔子的几位著名弟子曾参、孟子、颜回的活动及孔门主要弟子的事迹；下志则介绍了历代孔、孟、颜的后代中的知名人士，读后对孔子及其弟子、世亲、后人的活动有了一个清楚的脉络。
    祠庙志和陵墓志则对兖州境内所存的历代名人的祠庙和陵墓进行了详细考证。如现存最早的少昊陵，殷商时期比干墓；其它如春秋战国时期范蠡（陶朱公）庙与墓、孟尝君庙、黄石公祠，左丘明墓等，这对于后人考察这些名人的故居及活动遗迹无疑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其二，史料丰富、考证翔实，既充分汲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亲自考察，发现不宥于前人之说，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史料价值非常高的志书。
    在撰写这本志书的过程中，于慎行利用家居的闲余时间，除了阅读浏览大量先人整理的历史书籍外，还对兖州府境内的许多遗址进行了实地考证，并得出了自己不同于前人的科学结论。
    如本志书中设有“丛谈志”，对历史上发生在兖州有影响的事件传闻、典故、纪闻都作了记载，并加以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孔子问老子、刘晏与玄宗故事，黄石公、颜真卿故事等。在帝绩志、宦绩志和人物志中，同样对有影响的帝王、皇后、妃子，历史上在兖州为官的重要官员及当地名人也作了记载。人物志记载篇幅较重，对历代的兖州籍人物及在兖州为官的人物的主要业绩加以描述，其中有些人物的活动在正史中记载较少，可以弥补正史研究中的不足。
    其三，重点对经济问题和国计民生的研究。
    大多数旧志书中缺少对经济问题的记载和研究，《兖州府志》则表现出不同于旧志书的一个鲜明特色。本志书设有“盐法志”、“马政志”、“户役志”、“田赋志”、“驿站志”，对经济方面的问题都多有论述。如田赋志中对不同朝代夏粮、秋粮的征收数字都有详细的记载。户役志中对历代盐、纱、土贡折色以后变化也十分清楚。在这部志书中，重视对当代政治，尤其对明朝开国以后直到万历年间的情况记载详尽，体现了编写志书中略古详今的原则。这些记载对于后人研究嘉靖、万历年间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张居正改革前后兖州地区赋税徭役的变化情况，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这些局部地区的田亩、赋税中夏、秋粮、折色、绵帛，各种徭役、盐法等变化中，从细致入微处也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领域所发生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整个社会经济所产生的一些影响。
    其四，重视对历代诗文、词赋等文学作品的研究。
    于慎行作为一个明代中后期知名的文学家，不仅自己在古诗文方面颇有天赋，而且在所作的《兖州府志》中，在艺文志方面也下了许多功夫。对历代名人以及他们在兖州所作的有关兖州的词赋、诗歌、箴铭、杂体、制诏、祝文、碑文都尽力加以收集，对于一些难懂的以及有争议的诗文词句，还加以注释或标明出处，对于后人探讨和研究这些诗词碑文的内容和背景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在志书该部分所收录的碑文中，于慎行尤其重视对当代艺文的收集，包括他本人所撰搞的碑文，如《重修阙里林庙碑》，以及《东平坎河石壩记》、《韩庄新河记》、《东阿科举题名记》、《云翠山天观记》等，从不同角度记载了于慎行所生活的时代当地在水利、科举方面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成为后人研究地方历史文献很有价值的资料。
二
    从于慎行所撰修的《兖州府志》中，也非常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处世治学态度。
    于慎行自幼熟读经史，学问渊博，他信守儒家忠君爱国、正直敢言的信条，在政治上坚守儒家传统思想，维护皇权，但他又不阿谀媚上，敢于直言。这就导致了他在为官方面仕途坎坷，曾三次被罢官，其中有两次是因为反对张居正夺情和反对万历皇帝欲立福王为太子而激怒张居正和皇帝而去职。他自从进入仕途后深受万历皇帝的器重和张居正的提携，但他在所认为的原则问题上并没有畏缩和退让，宁愿丢官而不违心去迎合上级投其所好，表现出在他的世界观中维护儒家君臣大义，讲原则，刚直不阿的性格。于慎行曾受到张居正的打击，但在张居正身败被抄家时，他又挺身而出，不计前嫌，肯定张居正之功，也指出居正的过失，反对将张居正全盘否定，并牵连家人无辜，表现出于慎行坦荡的胸怀。于慎行这种性格也体现在这部志书中，在对历史人物、事件撰写和评述中忠实于历史事实，对于在历史上正直有骨气的先贤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和评价；对一些有争议的人物也充分肯定了其功绩，既忠实于历史记载，又有其独特的看法，尤其是一些历史人物对兖州地方发展所作的贡献都细加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史中对一些历史人物研究的不足。
    从志书的编纂中，还可以看出于慎行知识丰富，对历代典章制度、文物典藏、人物活动地理沿革等内容在志书中各卷排列有序，议事有据，繁简适当，取舍有度，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志书和信史。志书完成后即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礼部侍郎冯琦在为志书所写序言中称于慎行“旁搜博采，属词比事，援古而参，以独创提纲而列，以分曹为目二十有八，总五十二卷，历三岁而书成，镜古今于寸管，总四封于尺幅，历汉唐以来，鲁乃复有继春秋而为史者。”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尔齐评价为：“期间政治之沿革，风俗之隆污，食货之盈缩，赋役之繁简，人物之臧否，下至沟塗津梁，草木鸟兽，纎悉靡细，皆可考而镜也。先生核实于载籍，求逸于野史。芟繁理乱，探迹索幽。其体裁本之迁，固摛词则之左氏，而是非得失，总之折衷春秋，以期不谬于圣人，是故祥而不厌，覈而不俚。协而不屈，驰骋古今，囊括百氏，美哉,洋洋乎诚大国之信史也！”
    这部志书的成功，是与于慎行为学为官的经历分不开的；于慎行二十三岁即考中进士，有数年在翰林院为官的经历，得到遍阅皇宫内收藏的各种文献的机会，后又担任礼部侍郎和礼部尚书等高官，对各种典章制度更是了如指掌。于慎行不仅满腹经纶，熟悉各种典章制度，而且先后参与了《穆宗实录》、《世宗实录》两位皇帝的实录修撰工作和《明会典》的续修，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经验。尽管有渊博的学识和经验，但在编撰《兖州府志》过程中，于慎行仍是坚持实地考察，花费了不少时间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考证分析，在科学的态度上加以取舍。编写期间，尽管得到了两任知府的支持，并有几位学人协助，但如此浩繁的志书，不但花费很多精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什么丰厚的物质利益作为补偿，但作为一代知名学者的于慎行不为名利，以严谨治学态度和执著的敬业精神完成了《兖州府志》，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历史已过去四百多年了，但《兖州府志》作为一部出色的志书，它为我们后人研究地方史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每读到这部志书，人们自然也会想到于慎行的贡献。
    （作者系山师大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

东阿于瑞国 · 发表于 2011-3-18 21:57:09

于慎行与邢侗的师生关系
       于慎行（1545—1608），字可运，又字无垢，山东平阴东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主考官设“鹿鸣宴”宴请众位举人，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辞谢，在当时传为佳话。隆庆二年（1568），于慎行考中进士，因文学出众，改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万历初，任侍讲官。万历二年，刑侗去北京参加会试，于慎行任主考官，他看了邢侗的文章后，惊叹道：“子天下才，徐淮以北固无此。”收邢侗为自己的弟子。于慎行称自己与邢侗是“莫逆之交”。       万历六年，张居正的父亲病故，神宗下诏让张居正“在官守制”。张居正没有回家去处理父亲丧事，只派了自己的儿子回家安葬父亲。此事遭到编修吴中行、赵用贤、郎艾穆等人的严厉批评。惹的张居正怒不可遏。神宗下诏将四人在午门廷杖六十，削职为民，永不录用。侍讲官于慎行、赵士皋等人上疏解救，再一次触怒张居正，张居正说：“你是我提拔重用的人，为何如此？”于慎行答道：“正是因为你重用，我才这样的。”张居正更加不满，于慎行就以身体有病辞官归里。在家赋闲四年，邢侗写诗赞到：“讲廷初散转铜凫、思绕冬青一万株。闻到后堂时值洒，可能还忆戴崇无。”        万历十年，首辅张居正病故。于慎行又重新起用。很多大臣又上疏揭露张居正种种不法之事。神宗大怒下诏刑部查抄张居正的家产。于慎行闻讯以后，连忙给负责查抄的刑部侍郎丘橓写信，希望他手下留情，不要连累张居正无辜的老母和儿子们。显示出于慎行大公无私，敢说真话的凛然正气，天下很多士人称赞于慎行仗义执言。       于慎行给神宗授课，神宗称赞道：“于先生朗朗超著，一字朕所会心，此岂咄咄偶合者。”于慎行宽容大度，做事量力而行，他从不在众人面前争论什么，人先我后，老成持重。翰林院一些自视满腹经纶的人见了于慎行以后，都自愧不如，在他的面前非常谦虚。一些翰林前辈们也私下称他“海涵泰峙，我辈所不及。”不久，于慎行由侍讲官升礼部侍郎，改任吏部左侍郎，万历十七年升为礼部尚书。于慎行处事小心谨密，一旦认定则又胆大无比。他经常告诫邢侗说“你的文章好，万万不可清高自大，一定要谦虚小心。碑版志传、要突破汉季魏初约束。”他还用大义教导邢侗说：“做臣子、必当以死诤阉宦干政，当以赤城回照蜀洛。”“若非伦常庸行，不与为徒矣”。       于慎行与邢侗往来十分频繁，他曾数次到临邑来看望邢侗，他与邢侗名义上是师徒关系，而实际上是莫逆之交。邢侗的父亲七十、八十、九十大寿时，于慎行都写了祝辞，对邢如约终生行善，救济贫苦的做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奉寿封君邢邑翁先生九十长歌》里称赞道：“公年七十八十时，我曾两度为祝辞，今翁算十复过九，我辞三祝翁许否？济南古有九十人，辕生伏生席上珍。辕生为郎官不起，伏生授女口不真。翁今有官复有子。方瞳绿发身着紫。江南辞客久停毫，惆怅山东邢柱史。片纸真同片玉看，鸡林传宝出长安。书法妙入钟文室，骚命早陵屈宋坛。苍梧碧竹复不少，何言玉山与琼岛。人生百岁苦多愁，如翁千龄颜更好。泲园东望是蓬瀛，清浅桑田几无经。自是升平多景端，珠    已现老人星。”       明万历十八年，神宗皇帝因为册立东宫之事与大臣们发生矛盾，神宗因为宠爱郑贵妃，就想立郑贵妃生的三儿子为太子。从而发生“三王并封”事件，而大臣们坚持立长子，神宗则以皇长子庶出，身体多病为由拒绝。在大臣们多次上疏以后，神宗仍置之不理。于慎行上疏道：“圣人举事，必须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违决大计。”神宗勃然发怒道“尔等职司典礼，要君疑上，混乱国本、亦唯逃责，各罚俸三月”将于慎行连同礼部的同僚一齐罚俸三个月。       万历十九年山东举行乡试。不知为何泄露出执掌这次乡试的官员名字，御史弹劾礼部失职。神宗下诏礼部官员一律罚俸，于慎行认为自己失职，要求乞休。神宗不允。于慎行连章上奏，恳求引罪辞官，神宗批准。于慎行在回家的路途中写道“向来多远梦，从此闭重关。不似终南路。依栖慕世间。”表达了他此番辞官归家要真正耕读田园，潜心著书的决心。这是于慎行第二次辞官，这次辞官他在家闲赋十五年。       于慎行辞官回到谷城以后，邢侗经常去东阿看望恩师，并且与于慎行四处游山玩水，饮酒赋诗。邢侗在《起居宗伯尊师于公》里写了三首五言律诗：一、七上书移疾，三经月改弦，臣心霜露切，帝命起居骈。去任通今日，迟回易长年。独馀秋夕梦，常绕汶阳田。二、玉体神明护，春卿礼乐需。门人方慰籍，乡思复须句。日鉴孤情剧，朝憐绝调无。寄言黄石侣，先佩赤灵符。三、劝讲头堪白，金门隐星客。不随严子钩，已授伏生经。衮阙辛勤补，卷阿一再聆。八方怀舜德，薰吹及焦螟。        万历二十一年（1592），于慎行邀邢侗去游虎窟洞，师徒二人在途中遇到大雨，邢侗写了一首《暮春宗伯尊师邀游虎窟洞偶雨》五言律词；“幽洞何年辟，芳筵此时开。依希望虎啸，飒还见人来。曲细廉织合，淡深凿落催。吾师能好客。泥滑尚徘徊。”于慎行虽然是邢侗的恩师。但他的年龄只比邢侗长七岁。师徒二人年龄相仿，自然是更加拉近了师徒二人的距离，俩人名义上是师徒关系，实际上犹如莫逆之交，一切亲密无间，无话不说。       在于慎行这一次辞官十年的时间里，师徒二人来往非常密切，书信往来也是更多，邢侗又写《再奉宗伯尊师北楼宴出鲁藩名酒又法书作》“莫问平原饮，东阿同若何。上楼开鲁洒，中馔出齐鹾。帙散春云满，歌停堞日过。心期欣共赏，宁惜醉颜酡。”        记述了师徒二人闲步田野。饮酒赋诗、逍遥自得的快乐生活。于慎行这一次居家很久。他除了设馆授徒以外，把大部分时间用到读书著书上来。《谷山笔实》，《读书漫录》《谷城山馆集诗》等著作都是在这十多年里完成的。于慎行明习典制。谈古论今，无所不能。他在《谷山笔尘》里记载的人物、兵刑、财赋、礼乐等等，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他记述的内阁大臣互相倾轧，腐败等事都是他本人亲身经历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万历三十年，邢侗的父亲邢如约去世。邢侗万分悲痛，派弟弟去东阿找于慎行给父亲写传，写了一篇《上谷城座师于宗伯》衰辞切切，刮心折骨，令人簌然泪下。“孤侗连岁所遭值荼毒极矣，刳心折骨几不能自存。而以先大夫平生，先夫人贤德，不忍无传埽，孤抆泪以不腆之言进焉，念吾师当朝鸿钜，百代儒宗，一语嘘枯，足垂不朽……，又先大夫奉教席者且三十年，于世缔足称知己，使樽三锡，    于草茆，今则其泉下者此所用。死生肉骨，颙颙南乡而百稽上，恩觊之，曹史者也。葬期太迫，误以形家之言，为正诸不得改移，所于志撰万万不能及时。乡人之请庶几可期，石大而字亦大，拟与颜鲁公碑同制，千言上下，撮其大略足矣。欲及三月初旬付之，佳枣侈会宾也。遣弟代陈送之，血泪孤侗则于襄事后抵谷城，跪而膝席称明思，愦愦不伦，仰惟尊慈照察。        于慎行与邢如约交往多年，他非常了解邢家的事情，他不光给邢如约写了碑文还写了《敕封监察御史庄惠先生邢公画像赞》，表达了自己对邢太公的敬仰。万历三十三年，神宗下诏起用于慎行执掌詹事府，这个官职是负责皇后，太子生活起居的，没有实际权力。于慎行又上疏辞官，神宗不许。于慎行又连续上疏辞官，再一次回到东阿。这时，于慎行已经快六十岁了。第二年，于慎行又捎信给邢侗，约邢侗一起去登泰山。于慎行一生多次登岱，而且每次登岱都有记载，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登岱的路途中，或是回家以后创作的，于慎行登岱山似乎是在雄伟的山涧之中寻找灵感，每次登岱都有得意作品问世，他在《登泰山记》里，对岱顶月色的精采描述道：“月出，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极醉而返。山气懔懔，枕席皆湿，不可以寐。出立坛上，月光荧荧，星斗可拂。俯视万壑，烟云一气，茫茫正白，银海玉波，不可辩识，道家所谓三宫空洞之天也。”描写轻风渺渺，仙境若画的美丽自然景观。       邢侗在《岁暮东阿尊师邀游东郭园亭即席漫赋》中写道：“学士池亭傍谷城，山光画面晓岚生。幽栖欲下寥天鹤，倚杖如闻上苑莺。槛外花香供酌酒，松间春籁入调笙。十年才到杨雄宅，欢极候芭更添情。”这一次是邢侗陪思师最后一次出游。       万历三十二年，于慎行六十岁了，他的面容红润，心情愉快。在朝廷的再三召唤中，他终于写完了自己的《谷城山堂诗草》。他来到临邑对邢侗说：“此余平生所为韵语也，子其为我校之，纪之。”让邢侗给他校对和写序。邢侗愉快地为老师的诗稿进行校对。不久，是于慎行的六十大寿，于慎行的一些门生们认为甲子寿不同寻常，必须隆重地庆贺一番。他们肯求于慎行的儿子于绍元给邢侗送信，要求邢侗给于慎行写六十寿序，于绍元写信说：“诸生受于先生德厚甚深。知先生宜莫如足下，足下其为诸生飏言。”邢侗答应以后，刚刚过了十多天，东阿的报喜书又来了。紧接着，于慎行寿辰的介绍和东阿乡绅、学校联合推荐邢侗写寿序的荐书接踵而至，声称要举办隆重的庆典，向邢侗表达了真诚的邀请。邢侗不敢推辞，连忙写了《大宗伯尊师东阿于公六十寿序》，歌劳颂德，洋洋千文，对于慎行的功绩进行赞扬。        明万历三十五年，朝廷公开推荐有声望的大臣入内阁参赞军国机务，于慎行因为德高望众被推为第一人选。神宗当即下诏于慎行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办公，成为宰相。于慎行上疏辞官，神宗不准。于慎行上任之前专程来临邑看望邢侗。于慎行随车携带六十盆菊花。师徒相见，自然是格外亲切，再者，于慎行这一次复职是宰相，这也预示着邢侗也很快就要复职了。于慎行叹道：“子是天下才，惜无人能识者”言外之意一定要重新重用邢侗。邢侗则谦虚地说：“天下才子众多，先生为国荐贤，不应该偏心自己的弟子，否则，天下人将称先生私心。”于慎行闻言更加器重邢侗，评价邢侗的人品高尚。于慎行辞别邢侗回北京以后，邢侗挥毫写下“谷城师辇至，黄花六十，色色俱足、仆报以家酿雪酒甘盛，”二十二个行书大字，记录了恩师到临邑来的这一过程。        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慎行不幸病故于任上，临终前他写了遗书和奏疏，安排军国大计和推荐贤才。消息传到临邑以后，邢侗在震惊之余又悲痛万分，他不顾自己身患惧怕寒冷的风湿疾病，骑马前往潞河迎接恩师的灵柩，他在《又与黄抚台》中记道：“侗于正月三日裹粮北首，十七日抵张湾，侨居萧寺候谷城尊师还柩……”。在《与俞参加》中进一步说：“不肖伴护先师还榇，已抵东阿城矣。于长君迫在柩次。不肖原拟躬指，堂皇代长君有所丐请于赐坛之重，不意节旄尚在济州，是用未敢以羁旅之踪远……”。邢侗迎接于慎行的灵柩以后，一直护送到东阿，直到办理完了恩师的丧事。       于慎行的不幸去世对邢侗的打击非常大，辞官二十多年以来，邢侗连续遭受到丧妻失子、双亲病故，亲姊病故的打击。邢侗二十几年来一直是忧闷不乐，唯一能让他感到一丝安慰的是经常能与恩师在一起饮酒赋诗。万万没想到敬爱的恩师才六十三岁就去世了，这个打击让他悲愤欲绝，万念如焚。他用饱含着血泪写的《先师谷城于文定公碑》文充满了感情，让读者无不嘘嘘落泪。他写的《祭东阿尊师于文定公文》更是郎郎上口，对于慎行的去世表达了无限的哀思。在东阿处理完恩师的后事以后，他回到临邑又写了《自东阿回祭文定尊师文》：“        客冬送师绿洒恩州。今春迎师潞河素旒，我还我随以抵故邱，皇辍孔殿闾叹咿呦。孱侗相之惟礼是求，休阳福唐是尸厥谋。长君芃芃二连抗驺。我服加麻我怀日抽，台兄建祠作计千秋。垂当复穿侗则疾邮。暂斯告还一杯清流，师其鉴旃神弥六幽。        邢侗又给山东巡抚黄克赞写信道：“先师文定公捐谢翟门之署，业自撤帷之辰，尊台兴言，旧雨竖谊千秋，爰有概于辅巨之重，特属材官逆之境上，旌旗在前，弓弩在后，续食县道，在所钦承高门之裔，生者、死者获保于家，秋毫皆大赐矣。厝棺之夕，辍赗临门……”邢侗为了办理于慎行的丧事，一直在东阿呆了一个多月，其中五次给黄克缵写信，请求黄克缵给于协助，每次都得到黄克缵圆满的答复和资助。       于慎行的丧事办的特别隆重，因为他是神宗皇帝的老师，各省的巡抚都派人前来吊唁。其中有八个行省的巡抚还写了祭文或是赞文，八块都由邢侗书写上石的巨大石碑屹立在于慎行的墓前，成为百年不遇的盛事，受到天下人士的人赞叹。       于慎行留世的作品众多，其主要著作《谷山笔尘》、《读史漫录》、《谷城山馆诗集》、《兖州府志》等，于慎行曾长年在翰林院任职，以史书为已任，每与神宗讲史，对成败得失分析精辟，有理有据，深受神宗的信任。于慎行享年63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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