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留诗商洛山

南慕容

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诗人于右任先生，一生诗作近千首，见诸《半哭半笑楼诗草》、《变风集》、《右任诗存》、《于右任先生诗集》(台湾)、《于右任诗歌萃编》……然先生写于商洛的一首绝句，似鲜为人知。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战北京，强迫清政府于次年订立《辛丑条约》，规定清廷付给侵略者“偿款”银四亿伍仟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九亿八仟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平均当时全国每人分担二两多，史称“庚子赔款”，为国人之奇耻大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22岁的热血学子于右任，怀着强烈的“教育救国”情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来到秦岭腹地的商洛山，出任商州中学堂总教习，并邀挚友蒲城人李仪祉(仪祉农校创立者)同来该校任教习。中学堂前身为敷教书院、商山书院，专研“四书”、“五经”，培养科举人才。于氏掌教后，在商洛山首倡新学，以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一代新人，借此改变“落后挨打”的弱国命运。而于氏尤重启迪民主意识，常以发聋振聩言辞激励师生，遂使以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政纲为主旨的《中国魂》、《自由魂》、《民约论》、《清议报》、《歌吟》等进步书刊先后进入该校并流传社会，被封建主义思想禁锢了几千年的麻木山民，得这股清风而渐次苏醒。商洛山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于氏功不可没，或可谓于氏之来是商洛山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奏。约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初，于右任目睹那拉氏(慈禧太后)主政的清廷丧权辱国，日甚一日，特别是他耳濡目染商洛山民的血泪，更加激发了对满清统治的无比愤恨。相传先生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写下了一首七言“打油诗”：
不会做天莫做天， 不是阴涝就是旱。
请你下来我上去， 风调雨顺过几年。

      这首诗，剑锋直指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安能不招来杀身之祸？清政府立即下达了逮捕于佑任的通缉令。于右任不得不惜别商洛山，向民主意识较浓的南方逃匿。欲往上海，途经南京时曾写了首《七绝·孝陵》一诗：“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这第一句“虎口余生”，即记录了他从商洛山出走逃脱的经历；最后一句，借哭明孝陵表示出他反清(然不复明)的决心。

      先生写于商洛的这首反清诗，何以未入汇集这一时期诗作之《半哭半笑楼诗草》？据于氏自订旧稿时称：“少年作品，过火语太多，存其四分之一，为当时一段历史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