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定国，字曼倩，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县北）人，生活在公元前110年前后。他出生于一个基层法官的家庭。于定国狱史出身，郡决曹、廷尉史、御史中丞等一路历练出来，谙熟法律和监察事务。朝廷称赞他：“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
于公司法公正公平断案
于定国的父亲一生从事司法工作。“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经过于公（于定国父亲）判决的案子，即使被处罚，当事人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十分敬重他，一直尊称他为“于公”，以至于史书中直接记载为“于公”，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在他生前，人们自发地为他建立了祠堂，“号曰于公祠”。经过历史学家考证，为活人建立祠堂，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于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
《汉书·于定国传》中曾记载其父亲判断的一个著名案例。东海郡有一个孝妇，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没有孩子，奉养婆婆非常勤谨。婆婆过意不去，反复劝告让她改嫁，孝妇就是不同意。婆婆对邻居们说：“我的儿媳妇是一个孝顺的媳妇，侍奉我吃尽了苦头，没有孩子而守寡，太可怜了。我已经老了，她还年轻，一直拖累着她，这算个什么事呢？”在痛苦煎熬10多年后，婆婆上吊自杀身亡。婆婆的女儿向官府告发：“兄弟媳妇杀了我的母亲。”官府把孝妇抓了起来，孝妇申辩没有杀婆婆，后屈打成招。案卷上报到郡决曹后，于公认真研究了案情，从中发现了不少破绽，认定这是一桩冤案：这个媳妇奉养婆婆10多年很孝顺，周围邻居都知道，她怎么会去杀婆婆呢？太守听不进去于公的意见，坚决支持初审结果。于公据理力争，仍然说服不了太守，于是抱着卷宗，在府上痛哭不已，又以有病为由，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职务。太守最终还是杀了孝妇。此后三年，此地连续枯旱不雨，太守离职而去。新太守到职后，占卜求问造成连年大旱的原因所在，于公告诉他说：“不应该处死孝妇，前任太守强行判她死刑，原因不在这里又会是在哪里呢？”于是太守杀了一头牛作为祭品——在当时这是非常丰厚的祭祀供品，亲自在孝妇坟前举行了隆重的祭奠，同时旌表其坟墓为“孝妇之墓”。祭祀刚刚结束，天上立即下起了大雨。这一年，东海郡的农业也获得了大丰收。
这个故事有明显的附会成分在里边。枯旱三年和祭祀后的大雨，即便全是真的，也只能属于某种巧合，以今天的知识水平来看，自然不会去作过多的解读。但古代却不是这样。这个故事明确记载在十分严肃的历史著作《汉书》里，该书作者班固自然是十分当真的。后来，西晋著名文学家干宝在其名著《搜神记》里，基本照录了《汉书》的上述记载后，进一步演绎道：老年人传说，孝妇名叫周青。行刑那天，车上插着十丈高的竹竿，竹竿上挂着五彩旗。面对着围观的人群，周青发出誓言：“如果周青有罪，我心甘情愿地被处死，我的血就会顺着竹竿往下流；如果我是冤枉的，我的血就会逆流而上。”刽子手行刑后，只见周青的鲜血呈青黄色，顺着竹竿一直喷射到顶端，最后又顺着旗帜流了下来。
抛开神话和迷信的成分不说，这个故事之所以被人们众口传诵，史学家、文学家一直也念兹在兹，其中表达了太多的内容：有对屈死弱者的同情怜悯，有对冤假错案的深切叹息，有对草菅人命者的愤怒唾弃，更有对那些敢于坚持正义的良善法官的尊敬和褒扬。正因为如此，史书记载说，这件事情过后，“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于公在位时，一直坚持司法公正，公平断案。
谙熟法律廉洁谦虚赢赞誉
于定国少年时代跟随父亲学习法律。父亲去世后，他也从狱史起步，历经郡决曹，再补廷尉史，后被选拔为御史中丞从事。廷尉“掌刑辟”，是秦汉时代朝廷里主持司法事务的九卿之一，他的属员中有“廷尉史”。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是御史大夫属下最为重要的一个衙门，西汉中期以后地位更加突出，逐渐成为最高监察机构。该衙门及其主官都叫“御史中丞”，它的一些属员叫作“从事”。在这个岗位上，于定国参与审理了叛乱大案，因为能力突出而被举荐为侍御史，不久就被提拔为御史中丞，成为西汉王朝的一名中级官员。
昭帝去世后，刘贺即位，狂乱失道，于定国等人上书劝谏，刘贺根本听不进去。大将军霍光毅然决然地将他废掉，拥立刘询为帝，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兴之主的汉宣帝。宣帝继位后，大将军霍光主政，严厉惩处原来跟随昌邑王刘贺的一班旧臣，而对朝臣中劝谏过他的人都加以越级提拔，于定国因此被提拔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很受重用。
“光禄大夫，平尚书事”，本职为光禄大夫，兼理一些尚书事务。这个“兼职”对于于定国后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尚书”本是为皇帝管理图书的小吏，与“尚衣”、“尚沐”等合称为“六尚”，起初地位并不高，但常年奔走在皇帝跟前，建言献策的机会总是会有的。汉武帝区分“内外朝”后，尚书的地位迅速提高，成为最高统治集团中的重要角色。在这个岗位上，于定国一干就是三年多，参与了一些重大决策的讨论，自然给了皇上直接考察的机会。此后转任水衡都尉，不久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被提拔为廷尉。
次年，大将军霍光去世，宣帝开始亲政。少年时代的刘询生活在民间，吃过不少苦头，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深有体会，继位以后常常感叹道：庶民百姓能够在乡村里过着平静的生活，没有愁恨叹息，政治清平和司法公正是必须的。因此，他特别重视司法工作，亲政的第二年，“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专门从事疑案复审工作。他本人时常视察监狱，亲自审判一些疑案和大案，目的在于尽量避免冤假错案。在这些举措下，宣帝时期“狱刑号为平矣”。
于定国狱史出身，郡决曹、廷尉史、御史中丞等一路历练出来，谙熟法律和监察事务，就任廷尉之初，却恶补起儒家学术来。“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这不是在装样子，更不是心有旁骛地不务正业。原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经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凸显出来，“《春秋》决狱”是当时流行的做法，作为司法长官，《春秋》是称职廷尉的必修课目，他必须补上这一课。于定国为人廉洁谦恭，特别尊重儒家学者，即便是身份卑贱的人，只要他们有学问，听说他们徒步经过，于定国也都与他们平等相待，“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于定国以自己的虚心好学和礼贤下士，赢得了学者们的广泛赞誉。
《汉书·尹翁归传》记载的一件事情，可以窥见于定国为人处世之一斑。尹翁归是一个廉吏能臣，征拜东海太守后，主动到廷尉于定国那里拜访。于定国老家在东海郡，家乡的两个熟人嘱咐他关照他们的孩子，于定国答应了。看到即将上任的父母官尹翁归来拜访，于定国十分高兴，就让两个年轻人坐在后堂里等候，方便时出来见个面。于、尹二人出身相似，意气相投，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俩人畅谈了整整一天，定国最终也不敢把两个年轻人引见给尹翁归。送走客人后，于定国诚恳地对两人说：这是一位贤明的太守，一身正气，你们在他手下工作是不能胜任的，我又不能以公干私，你们的事情就算了吧!“不可干以私”，这是于定国为人处世的基本信条。在这个信条的支配下，他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
从地节元年至甘露三年，于定国任廷尉18年。在一个岗位上待了18年，既有皇上对于定国的信任，更因为他的沉稳持重。18年中，他肯定审判过无数的案子，可惜史书中没有留下一件具体的记载，只有一段结论性的总体评价：“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是说于定国断案执法公平，尽量照顾鳏寡孤独，疑罪从轻处理，在案子面前审慎从事。
“罪疑从轻”，既是一个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尺度问题，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古代虽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慎罚思想，但在司法实践中明确提出“罪疑从轻”并严格执行，于定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今天我们实行疑罪从无，2000多年前的古代法官是做不到的，能够疑罪从轻，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进步。
在“罪疑从轻”思想指导下，于定国18年中狱刑公平。朝廷称赞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张、于二人是西汉时代最为优秀的两个廷尉，后世常常把两人相提并论。
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春，丞相丙吉病重，宣帝亲自到丞相家里探视，诚恳地询问他：“一旦您去世了，谁可以接您的班？”丙吉推荐了三个人：“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国和太仆陈万年。推荐于定国的理由是‘执宪详平，天下自以不冤’。仨人能力都比我强，请皇上挑选吧！”丙吉去世后，御史大夫黄霸拜为丞相，“以廷尉于定国代为御史大夫”。甘露三年，黄霸去世，于定国“为丞相，封西平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于定国拜相封侯，达到了仕宦的巅峰。
于定国担任丞相三年之后，宣帝去世，元帝继位，“以定国任职旧臣，敬重之”。于定国“明习政事”，议事时皇上也经常赞同他的意见，但毕竟是前朝重臣，元帝用起来不太顺手。于定国于是宣称病重，坚决要求退休。元帝顺水推舟，“乃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就第”。几年之后于定国在家中逝世，享年70多岁，谥曰“安侯”。
后记
于定国去世后，儿子于永继承了父亲的侯爵。“定国死，居丧如礼，孝行闻。由是以列侯为散骑光禄勋，至御史大夫。”汉代“三公”为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于氏父子就职于其中的两个，并且封了侯，实实在在是一个兴盛之家了。与其说这是于公积“阴德”所致，还不如说是其宽厚公正的家教使然。儿孙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告慰于公的在天之灵了。
姜建设 郑州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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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3 20:38:00
发表于 2016-4-3 21:16:24
